骨器就是用动物的骨骼（包括角、牙等）制作出的器物。骨器的使用已经有上万年的历史，石器时代遗址中还没有发现专门制作骨器的手工业作坊，应该是小规模地自作自用，工艺也比较简陋。到了商代，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的铁三路、大司空村、北辛庄等遗址都发现有规模不等的制骨作坊，出土了不少骨料、骨器。此时已经进入青铜时代，骨器加工难度相对减小，比较发达的畜牧业和狩猎业提供了骨料来源，这是商代骨器大规模出现的物质基础。

目前研究者对商代骨器的关注不多，一则因为相对于陶器，骨器出土数量少，分布区域也不像陶器那么广泛；二则骨器的体积有限，形态变化小，装饰手法比较单一，文化特征不显著，不具备陶器那样的断代特性。因此商代骨器还未能在商代文化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但是换个角度来重新思考骨器，会发现它在商民的生活中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商代兽牙角串饰，殷墟出土，安阳博物馆藏

素面骨角质串珠，材质有动物骨和动物角，殷墟出土，安阳博物馆藏

（一）商代骨器：前所未有的繁荣

从实用性和加工难度来说，材料硬度是一个关键指标。硬度太低容易折损，难以长久保存，硬度太高则不便加工。动物骨骼的硬度比陶、石、铜低，又比木、竹、麻高。虽然骨器体积偏小，但它取材容易，本身色泽较好，因此石器时代就已经很流行。大约在3万年前，辽宁海城小孤山等地的先民们就已经开始使用骨针、骨铲、骨鱼镖等骨器了。

商代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商代比周代更应该称作青铜器的黄金时代。不同于以生产工具为特点的西方青铜时代，商代以青铜礼器制造为特点。当时矿料来源不足，开采困难，而且冶铸过程也极费人力，技术要求较高，再加上石器工具在硬度和锋利程度上大致能够满足生产使用，因此青铜被视为珍宝，几乎全部作为礼器用于祭祀等场合之中，农业生产工具仍然像石器时代一样普遍采用石器、木器，在器型上也与石器时代没有多少分别。

不过商代骨器并不主要用于农业生产。正如同商代青铜器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商代骨器也发展到了顶峰。商代是骨器作用最大、意义最丰富的时代。商代骨器有以下特征：

首先，商代骨器也可以用于农业，比如用肩胛骨制成的骨铲能用来翻土，骨斧可以砍削，但这种作为生产工具的骨器出土数量极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商代比较流行的骨器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卜骨等与祭祀有关的骨器，绝大多数刻辞骨器都属于这类，比如下图中商代武丁时期的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它的刻辞记录了商代社会生活和天文气象方面的资料，总字数多达160余字；二是生活用器，包括骨笄、骨锥、骨匕、骨针、雕花骨板等小型器具，它们大多用于日常起居；三是作为武器的骨镞。目前发现的商代骨镞数量超过了铜镞和石镞，可见它在战争方面有一定重要性。

祭祀狩猎涂朱牛骨

卜骨，商王武丁时期，传河南安阳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骨笄，殷墟出土，安阳博物馆藏

骨锯，象牙质鱼形圆雕件，骨匕，殷墟出土，安阳博物馆藏

其次，商代出现了集中制作骨器的制骨作坊，使骨器从个体生产转入集体生产，形成了社会分工体系。这些依附于官营作坊的长期劳动者对提高骨器制作工艺很有帮助，使骨器生产进入规模化、专业化和规范化阶段。发掘殷墟的制骨作坊后，考古人员认为“晚商都城制骨业具有惊人的规模、高度的专业化水平和复杂的生产组织”（见《河南安阳市铁三路殷墟文化时期制骨作坊遗址》）。

铁三路殷墟文化时期制骨作坊遗址发掘现场

再次，安阳殷墟大司空村、北辛村、铁三路的制骨作坊遗存中，废骨料的切割面上普遍具有以铜锯锯切留下的连续细密线痕，有的制骨作坊发现有青铜锯，说明青铜工具已经广泛应用于骨器加工过程中，提高了骨器制作的效率和质量。此时骨器生产已经形成比较清晰的步骤，包括选择骨料、切割骨骼、截取坯料、整治成形、雕饰花纹、打磨抛光等工序。

最后，商代出现了大量制作精美、装饰华贵的高品质骨器，不但在细小的骨器上雕刻出复杂的花纹，甚至把绿松石等宝石镶嵌到骨器上。这种骨器应该特别为商代的王族、贵族或神职人员提供，具有特殊的内涵。

镶绿松石兽面纹骨雕件，殷墟出土，安阳博物馆藏

马萧林在《关于中国骨器研究的几个问题》中指出，制骨作坊出现在青铜时代都邑性遗址中，骨器生产规模化，这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但他并没有结合时代特征来详细介绍是怎样的“时代发展”才催生出如此繁荣的制骨手工业。商代骨器制作的时代语境，还需要进行认真的分析。

（二）神圣的牛：重回商代语境

商代骨器制作有一定的选材倾向，多采用骨壁厚、骨节长的牛骨。牛在商代大量驯养，为骨器制作提供了充足的优质原料。铁三路制骨作坊的骨料来源为黄牛、水牛、猪、羊、鹿等动物，黄牛骨骼占绝对多数。粗壮的牛骨便于加工制器，不过牛只是商民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动物之一种，殷墟同样出土了大量羊、猪骨骼，它们也在殷墟居民的肉食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骨器中所占的比例却远远不如牛骨。

实用性当然是骨器制作加工中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因素。在商代这个“率民以事神”的巫术当道的年代，忽略骨器中存在的原始信仰内容，就无法摸清骨器的文化性质。

我在发于头条的《“玄鸟生商”：需要重新理解的商民起源神话》一文中已经谈到，“牛是商民族真正崇拜的对象，地位远远高过了鸟。”以卜骨选择为例，占卜所利用的正是动物骨料中的灵性，卜骨选材与商代动物崇拜有关。朱彦民在《论商族骨卜习俗的来源与发展》中列出了历年通过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卜骨质料，从商源时代的唐山大城山、任邱哑叭庄，到先商时代的保北类型、鹿台岗类型、南关外类型，再到商代早期的郑州二里冈遗址、商代中期的邢台曹演庄和藁城台西村遗址、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遗址，牛骨都是最主要的卜骨材料。

刻干支表牛骨，殷墟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有出虹自北饮于河”卜骨，商王武丁时期，传河南安阳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以牛骨为器，只是因为牛骨在材料上的特性吗？看看牛是商代地位最高的祭牲，在祭祀时用大量牛作为祭品，甚至一次祭祀就用到“五百牢”或“千牛”，再看看在商代青铜器上非常普遍的牛头纹、牛头饰，青铜器最主要的装饰纹样兽面纹在商代后期也越来越演变为牛头纹，联想到商王武丁为祭祀其配偶妇好而制作的“司母辛”石牛，我们也许就能理解牛在商民族精神世界中的神圣地位。那么，牛骨制作的骨器，必然与巫术、与原始信仰相关，或者说，牛骨器在很大意义上是作为巫器存在的。

牛方鼎

先民们还处于蒙昧中时，他们对强大的动物感到畏惧甚至不可思议，因此动物崇拜普遍出现于远古时期的部落和氏族里。佩戴兽角、兽牙、兽骨制作的各种饰物，一方面意味着审美意识的萌芽，另一方面也要注意，这种萌芽寄生在巫术意识之中，还没有独立出来。与其说先民们认为“这种饰物很美”，不如说他们感到“这种饰物很神奇”。

山顶洞人佩戴项链示意图，图片拍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不一定是他们心目中的“艺术品”，恐怕是他们眼中的“神器”。我们看看这些骨器上所精心雕刻出的纹饰就知道了——商代雕花骨器以兽面纹为主要装饰，可以看出明显的臣字目、兽角，这与青铜器纹饰如出一辙，它和青铜器所体现的是同一种商代文化精神，都是浓郁巫风的具象。

兽面纹骨角质串珠，材质有动物骨和动物角，安阳博物馆藏

兽面纹角雕件，殷墟出土，安阳博物馆藏

虞禺在《商代的骨器制造》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周代和商代一样是青铜器时代，为什么骨器制造业不发达呢？他认为是骨料问题，周代没有商代那么多的牛骨骨料。这种解释有一定合理性，但还没有触及根本：《礼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的文化态度则完全不同，他们制礼作乐，声称“天命靡(无) 常，惟德是辅”，周公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神灵的光辉仍然照耀在周民身上，但远不如商代那样浓郁、那样具有统治性的地位。周人远比商民理性，具有丰富巫术内涵的骨器不再适应周代的时代氛围，衰落下去也就很正常了。

（三）雕骨：信仰与审美之间

在商代的贵族墓葬中，出土了不少以动物的骨、角、牙为材料制作的雕刻“艺术品”，这就是雕骨。目前还没有出土过商代以前的雕骨，最早的出土雕骨来自安阳侯家庄西北冈1001墓(HPKM1001)，这是一座商王大墓。之后商代雕骨出土数量不少，表现手段也多种多样。

角质鱼形圆雕件，殷墟出土，安阳博物馆藏

兽面纹骨雕件，殷墟出土，安阳博物馆藏

雕骨往往有一定实用性，但装饰性又盖过了实用性，其装饰目的不仅仅为了美观，大约还有通神、辟邪、护体的功能。骨器的材质均匀致密，打磨、抛光后有光泽，这一点和玉石很相似。从所谓骨刻刀、骨梳等造型来看，骨器和玉器在宗教意义上比较接近，雕花骨器近似于玉器的替代品。商民像对待珍贵的玉器一样，认真地在雕骨上刻制出各种繁密的花纹，还特意在重要器物上镶嵌绿松石。下面这个镶绿松石兽面纹蝉纹骨柶，不少绿松石已经脱落了，否则整体看起来更加华贵。

镶绿松石兽面纹蝉纹骨柶，殷墟出土，安阳博物馆藏

商代雕骨中，有两类器物尤其引人注意。一是骨柶，二是骨笄。

骨柶又称骨匕。有宰丰刻辞的宰丰骨栖据说出自河南安阳，也叫宰丰骨匕。它一面刻龙纹、兽面纹及蝉纹，刻纹中镶嵌有绿松石，另一面是刻辞：“壬午，王田于麦辳，复商戠兕，王易（锡）宰丰，寝小（矢旨）兄，才（在）五月，隹（唯）王六祀肜日。”说的是商王猎获一只兕，并把它赏赐给宰丰。这件骨柶应该就是用这只兕的骨骼制作的。

“宰丰”雕花骨柶，传河南安阳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关于骨柶的功能，王晖认为和匕相同，二者都是取食用的器具。宰丰骨柶的刻辞下方骨面被挖去一段，大约就是为了方便舀取酒食。但匕、柶的所用场所不同，日常家用的为“匕”，以兽骨制作、雕上花纹用于宗庙、朝廷等重大礼仪场合的就是“柶”。他进一步提出，“（矢旨）”就是“柶”的初文，“柶”是见于文献的后起字。目前看来，王晖的观点是比较合理的。

骨笄是商代常见的长条形、尖头骨器，本是用来束发。从出土情况来看，它可能还有比较特殊的巫术意义。以殷墟妇好墓为例，随葬器物一共一千六百余件，其中骨笄就占了四百九十余件。如此多的数量绝非仅仅为了满足日常使用。埋葬者先在椁顶上方、墓室中部偏南放置了大量重叠在一起的骨笄和象牙器皿，接着才把土填进墓室。由于不少骨笄上还粘有红漆，考古人员估计它们原本装在一个长方形“木匣”中，这种层位大约暗示着它们也具有某种神秘作用。安阳市铁三路商代制骨作坊是当时最大的制骨作坊之一，仅三次发掘所获骨骼重量就达到36吨之多。考古人员从半成品和骨料推断出这里的主要产品居然是骨笄，其次才是骨镞，可见骨笄在商民族的生活中占有多么特殊的地位。

殷墟妇好墓骨笄、象牙器皿等出土情形

妇好墓的骨笄不但通体磨光，而且不少笄头雕刻成夔龙形、鸟形等各种式样。考虑到妇好在生前还有女巫的身份，这些式样应该有通天通神的意义。在殷墟墓葬中发现不少这种带有成夔龙形、鸟形的骨笄，铁三路殷墟文化时期制骨作坊遗址中出土了一些半成品的鸟形骨笄首和羊字形骨笄首，可见在贵族或巫师中，这种带有巫术意味的骨笄相当流行。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骨笄

铁三路殷墟文化时期制骨作坊遗址的羊字形骨笄首

铁三路殷墟文化时期制骨作坊遗址的鸟形骨笄首

还有一些看起来很别致的骨器，比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三件骨刻刀，它们和骨笄所摆放的层位相同，也像骨笄一样，把柄端分别刻成凤鸟形、龟形等不同的动物形象。从外观上看，它们所雕出的形象比商代玉刻刀更加复杂、生动，这可能由于骨器比玉器方便加工，是由各自材料的特性决定的。

（四）商代骨器研究的漫漫路途

在商代，有赖于金属工具的使用和浓厚的敬神氛围，骨器的制造量增加了，生产效率提高了，类别增多了，质量几乎可以称为“空前绝后”，这几点在商代遗址或墓葬中都可以得到证明。从造型上看，商代的骨器古朴而优美，从工艺上看，已经达到非常成熟的地步，从宗教意义上看，虽然不如青铜器在祭祀系统中的地位高，但也密切参与进商民们的精神生活之中。

和青铜器类似，骨器也堪称商代艺术的代表之作，它不仅仅在起居和战争方面起作用，实际上也像青铜器和玉器一样承载着敬神、通神的职能。即使它样式不如青铜器繁多，也没有体系化，难以成为划分时代的标尺，但随着商周考古事业的进程，对它的了解必然会越来越深刻，在材料足够丰富的情况下，说不定将来会有一天，商代骨器也能成为考古类型学的分析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