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水族水书：追溯至商朝的古老文化

水族，有本民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字，水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侗台）语支，水族古文字体系保留着图画文字、象形文字、抽象文字兼容的特色。

水族自称“睢（suǐ）”，关于水族的来源，有殷人后裔说、百越（两广）源流说、江西迁来说、江南迁来说等说法。水书是夏商文化的孑遗，属水族的精神支柱。鱼是水族的图腾，饭稻羹鱼是水族的重要社会习俗。

水族主聚居在黔桂交界的龙江、都柳江上游地带，贵州省黔南的三都水族自治县、荔波、独山、都匀等县市为主要居住区，黔东南的榕江、丹寨、雷山、从江、黎平等县为主要散居区，此外在广西北部的河池、南丹、环江、融水等县市以及云南省富源县也有水族村落分布。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国境内水族的人口数为495928人。

水族自称“睢（suǐ）”，因发祥于睢水流域而得名，故民间有“饮睢水，成睢人”之说。水族的族名以“水”代“睢”，与唐代设置的抚水州有关。开元年间（713—741），唐朝在今黔桂交界的环江一带设置以安抚水族先民为主体对象的羁縻抚水州，这是中央王朝对自称“睢”族群的确认，族名从此以“水”代“睢”。

1957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三都水族自治县，族称定为水族。

对于水族的来源，民间和学术界出现殷人后裔说、百越（两广）源流说、江西迁来说、江南迁来说等说法，实际是针对水族发展史上某一时段或某一分支而论，都有一定的历史性与合理性。据《百越源流史》载，大约在殷商之后，水家先民从中原往南迁徙，逐步融入百越族群之中，逐步形成了以中原文化、百越文化为主流的，南北民族融合的二元结构形式。岭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一带，古代居住着许多部落，史学界统称为“百越”。水族先民南迁之后可能融入百越的“骆越”支系中，然后逐步发展成为单一民族。因此，水族社会保留着殷商文化圈和百越族群的浓郁文化遗存。

隋唐时期，湘、黔、桂边境一带统称为“溪洞”之地，住在这里的少数民族处于部落、部族阶段，部分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业。为了反抗封建王朝的高压统治，抚水州的水族上层还组织地方武装，多次“犯边作乱”，威胁到中央王朝的统治。同时，水族首领还私自铸造水书大钱。从蒙令、蒙汉诚、蒙虔玮、蒙填、蒙顶、蒙承贵到蒙赶称帝，抚水州都几乎没有停止过反抗压迫的活动。

宋末元初，水族已进入封建社会。蒙姓贵族在龙江上游的广大地区建立了封建领主制度的形态，但仍保留着较浓厚的农村公社色彩。表现在领主对辖区内土地并无绝对的支配权，人身依附关系并不牢固，而且在社会基层组织的“洞”或“寨”内，成员还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权。“洞”、“寨”内有自己的领袖“都老”管理内部事务，遇有战事则敲击铜鼓或吹牛角，由“都老”召集成员参加战斗。成员可以自由使用洞、寨公有的山林、牧场，但经过开垦的土地则归垦者占有。对封建领主的贡赋亦以村寨作为负担单位。

元朝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招抚政策，设置了一套从路到总管府、军民府的统治机构。1283年，四川行省参政曲立吉司用武力镇压了贵州南部“九溪十八洞”的少数民族，加封少数民族首领为世袭土官，通过他们来统治少数民族人民。不久，邻近的烂土、陈蒙等处的“洞长”也接受了元朝的封号，改陈蒙、合江两洞为州并增设了陈蒙、烂土军民安抚司。规定按期向封建王朝纳贡丹砂、雄黄以及马匹、雨毡、刀等物。

明代，水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在农业生产方面，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在较平坦的地区新开了很多水田。在过去采用“刀耕火种”的山区，也已开辟为梯田，改变了过去“不以牛耕”的习惯，兴修水利，灌溉田亩，生产技术有所提高，粮食产量有了增长。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剩余产品。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开垦，出现了许多不向土司、土目交纳负担的“私田”，农民间分化出一部分新兴的地主阶级，领主经济逐渐向地主经济转化。

依附于农业的家庭手工业也有了显著的发展，特别是手工业纺织产品不但可以自给，还有剩余拿到市场出售。定期赶集的初级市场也在不断形成，并出现了较大的集镇。驿站的普遍设置，在客观上便利商旅的往来，与外地经济往来联系更加密切了。随着江南汉族移民大量迁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水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互相学习，友好相处，对水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明代沿袭元代分封土官的办法，在水族地区设置土司。水族人民不仅要向封建王朝交纳赋税，同时还要给土司、土千总、土目服无偿劳役和各种杂派，如耕种“印田”、“塘田”、“夫田”、“鼓手田”、“筷子田”等，种某项田的农民就要负担差役或交纳某种实物，种“夫田”的要给土司抬轿。土司家庭的一切糜费、鸡鸭、柴草以至筷子，都要农民定期交纳。土司拥有官吏、军队、法庭和牢狱，对农民有生杀予夺之权。明代在加强土司制度的同时，在有条件直接统治的地方，则逐步实行“改土归流”。如明初，封建王朝以武力消灭了荔波的蒙、皮、雷三姓土司以后，分置方村、蒙村、穷来村三个巡检司。

从清初到鸦片战争的200来年间，水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有了显著的提高，在平坝地区，水稻亩产可达三百斤以上，已有少数从农业分离出来的独立手工业者，在烂土、三脚屯及荔波县城等城镇出现了小规模的手工业作坊。根据嘉庆年间的记载，当时手工纺织技术已达相当水平，烂土出产的斜纹布，称为“顺水班”，行销邻近各县。商业也逐渐发展起来，乾隆时，仅三脚屯州洞辖区内，农村初级市场即有14个之多，来往商旅络绎不绝。清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水族人民的统治，在水族的土司辖区内增设流官。这时地主经济有了相当发展，农民的土地大量被地主霸占。至19世纪初期，水族地区已出现了拥有一千多亩田的大地主，通过地租、高利贷，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英勇的水族人民与临近各族人民掀起了多次反抗清朝统治者及本民族剥削阶级的斗争。

辛亥革命以后，民族资本有过微弱的发展，在今三都水族自治县内开办铁、汞、锑等矿厂，但终于为国民党官僚资本所垄断，买办资本家大肆掠夺水族地区盛产的油桐、五倍子等土特产，地主阶级大量兼并土地，地租剥削由“对半分”变为地主收六成甚至七成，加上高利贷和雇工等剥削，逼得许多农民倾家荡产。法国传教士在黔南设立了一些天主教堂，连三都县九阡镇板南村也建起教堂，教会与地主阶级相勾结，横行霸道，欺压人民。

帝国主义扶持的地方军阀连年混战，给人民带来极大灾难。1922年，云南军阀张开儒部路过水族地区就拉去民夫一万余名，沿途病死者不计其数。各派军阀竭力收编和扩大土匪武装，形成了军阀、地主、土匪三位一体的统治。在官匪联合统治下的二、三十年间，水族聚居的一些地区人口减少了1/3，农村荒凉，劳动人民大多过着吃蕨根、盖秧被、以灰水代替食盐的悲惨生活。

1944年11月下旬，日本侵略军侵入贵州，“黔南事变”爆发。日军在黔南横行的18天，践踏荔波、三都、独山、丹寨、都匀等县市，进退均经过水族地区。为保家卫国，英勇的水族人民奋起反击，打响了贵州民间抗日的第一枪和最后一枪。在这次反抗侵略斗争中，水族和周边各族人民自发组织起来战斗，共击毙日军百余名，缴获一大批军械，谱写了一曲壮美的卫家保国颂歌。

水族的信仰文化属于原始宗教信仰范畴。水族认为万物有灵而崇奉多神。自然崇拜，祖灵崇拜，神灵崇拜构成了水族信仰的核心。在水族社会中，不论是原始宗教信仰的崇拜对象，或是崇拜形式、信仰仪式，还是原始道德的内容及其形式与传承方式，都比较清晰地反映出信仰文化与民间知识二者相互杂糅、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特点。

水族以大米为主食，喜食酸辣调味，有“无菜不酸，无辣不食”的习俗。待客以酒为重，主人敬酒时带头喊一声“秀”（即干杯的意思），众人也齐声喊“秀”，将酒饮尽 。

水族在服饰上禁忌红色和黄色，特别禁忌大红、大黄的热调色彩，而喜欢蓝、白、青、三种冷调色彩。水族不喜欢色彩鲜艳的服装，而是喜欢色彩浅淡素雅，这表达了水族独特的服饰审美观，那就是朴素、大方、实用。

水族女服多以水家布缝制，无领大襟半长衫或长衫，长衫过膝，一般不绣花边。而节日和婚嫁盛装与平时截然不同，通常肩部、袖口、裤子膝弯处皆镶有刺绣花带，包头巾上也有色彩缤纷的图案。头戴银冠，颈戴银项圈，腕戴银手镯，胸佩银雅领，耳垂银耳环，脚穿绣花鞋，素雅文静。

水族男子穿大襟无领蓝布衫，戴瓜皮小帽，老年人着长衫，头缠里布包头，脚裹绑腿 。

水族村寨大多是同血缘氏族聚居。起房造屋，通常要以主人的生辰八字择吉行事。水族传统的房屋结构，大多属于“人楼居，梯而上”的古越人茆榫“干栏”式建筑遗风，由“依树为巢而居”演化而来。

传统的杆栏住房，在平整地基之后，先用2米来高的粗大柱头修建稳实的承重平台，搭上厚实的楼板之后，才在其上架立高层的木排房架。“上以自处，下居鸡豕。”底层大多作为喂养禽畜，安装石碓、石磨及堆放杂物之用。干栏木屋，既具有防潮、防虫蛇、防盗的功能，又节约用地，颇受人们欢迎。为了纳福迎祥，从屋基选择、坐山朝向、木料准备、大梁砍伐、立柱上梁、乔迁生火等每个环节，一般都依照水书的宜忌行事。

起房立柱，通常选用卯时。“卯者茂也”，在水书中含有生育、开启、发达之义。木匠师父还要迎请分管起造的水书创始人“六夺公”到场保佑，并以鱼肉就饭祭祀。新房上梁之后，主人家用染过的布匹从大梁上垂挂下来，将驮着谷穗、新衣、布匹、秤、口袋等物品的马匹以及水牛，牵进新屋。当天即在堂中生火，以烟大火旺为荣，取巫术相似律以期实现人丁发达、财源广进之目的，同时省掉择吉乔迁之烦恼。

水族有本民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字。水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侗台）语支，共有声母71个，韵母55个，声调8个。水语与壮侗语族中的侗语、毛南语、布依语、仫佬语、壮语、傣语和黎语等有亲属关系，尤其与侗语、毛南语、仫佬语更为接近，并有许多同源词。水语跟同语族的壮语、傣语相比，内部差别较少，各地水族群众一般都可以用水语互相通话。

水族古文字，以及用这种古文字著编的信仰文化、民间知识杂糅的典籍，水语通称为“勒睢/泐睢”，汉译为“水书”。水族古文字体系保留着图画文字、象形文字、抽象文字兼容的特色，2500多个单字中，大部分为异体字。

在语言称谓方面，水族地区普遍使用水语交流。日常交往，人们沿袭尊长、尊老的美德。村寨里的媳妇，凡见到年长的祖父母辈长者，则通称为公、奶，见到父母辈长者，通称为父母。结婚生育之后，习惯以其孩子的名字称呼其为某某之父、某某之母。新媳妇到来的三五天内，每天清晨除了给新郎家担水之外，还要为近邻每户挑一担新娘水，既表示新娘贤淑孝顺，也给家族认识新娘的机会 。

水书是水族古文字及其著编典籍的汉译通称。水书典籍是水族民间知识、信仰文化杂糅的巨著，被誉为水族的“易经”、“百科全书”。水书内容博大精深，除了直接反映水族天文历法、原始信仰之外，还兼容了水族哲学思想、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布阵攻守、伦理道德、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成为研究水族历史文化的珍贵典籍，也是宗教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文字学等学科研究的珍贵资料。其中，信仰文化所记载的水族众多的鬼神，既反映了水族万物有灵的泛神观念，又反映了水族先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经验积累，是失败多于成功的痛苦记忆。

由于水书是水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民族亲和力和民族情感的重要载体，成为全民族信仰的精神支柱，成为维系水族各支系的重要精神纽带。

待客礼节，水族重酒、重烟而轻茶。客人来到，要尽力招待，一般客人待以荤菜，重要的亲友杀鸡鸭招待，贵宾则杀小猪款待。入席之后，先用筷子蘸一滴酒点在桌子上，表示先敬奉祖宗与神灵，然后再享用。以鸡头、鸭头敬客，是水族重要的礼节。

交杯酒、肝胆酒是待客敬酒难得的礼仪。水族待客以酒为贵，并有“客人不醉不罢休”的不成文规矩。水族喝交杯酒形式特殊，让席间所有饮者联臂举杯，右手端着自己酒杯向右侧的饮者伸去，而左手则接过左侧饮者递来的杯子，使席间形成一个封闭圆圈的互饮形式。通常由长者、尊者或客人先饮，其余的人则高呼三声“耶--”的祝贺声助兴。

杀猪待客通常有肝胆酒的礼仪，就是将附着苦胆的整叶猪肝，用火子烧结胆管口，煮熟后一道供祭。饮用时，把胆汁注入酒里。肝胆酒表示主人真心诚意待客，象征肝胆相照、苦乐与共。加上苦胆有清火明目、降低血压和帮助消化的功效，适量饮服肝胆酒对身体有裨益。

外嫁的女子回娘家来省亲，当其返回郎家时，家族邻里或以彩色糯米饭、或以粽子赠与，往往还附上一只鸡鸭膀腿、或一块熟的猪肉、或几条炕鱼、几块煎炸豆腐。这些礼仪既表示亲近，又加深情感的联络。

水族重糯食，一挑挑的摘糯谷穗（亦称米廉、谷廉）是婚丧起造的重要礼品。

水族有本民族自己的历法——水历。水历与夏历基本一致，不同的是水历以夏历八月为岁末，九月为岁首。

水族文学的主流是民间口头文学。这是水族人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以及对生产生活的经验总结以及自娱自乐的成果。这些成果历史地、形象地反映了水族绚丽多彩的社会面貌，以及对人生美好的追求与向住。

水族神话《人龙雷虎争天下》颇具艺术特色。人和龙、雷、虎是同胞兄弟，后来大家为一穗小米、平坝田地和茅屋等财产的分割问题发生内讧。于是，天仙出主意，让四兄弟斗法比本事，谁赢了就由谁来主宰天下。故事形象地反映了人兽同源，私有制的出现，原是公有制的灭亡，种植业的发展，以及人用火攻战胜所有对手而成为世界主人的朴素观念。

水族乐器有铜鼓、皮鼓、锣、芦笙、胡琴、唢呐等，其中铜鼓最具民族特点，历史上氏族、部落之间进行征战，以击铜鼓为报警信号，后改为吹牛角代替，铜鼓曾被视为权势和财富的象征。

水族曲艺，由寓言式的双歌“旭早”演化而来，是文艺工作者从带有一定表演性质的水族传统大歌中分离出来的一种艺术形式。水族曲艺由双方表演，以唱和为主。咏唱之前，在简单表演中说一段简短的说白，类似小序的故事，然后再唱和。较长的曲艺，咏唱之中还往往插入说白。这种说白、唱和及简单的表演，往往有机地融为一体，充满哲理、情趣与欢乐。其代表作有《龙女与鱼郎》、《老虎鱼虹龙》、《乌鸦与白鹤》等。

水族歌谣种类，按内容可分为古歌、生产歌、风俗歌、礼仪歌、风物歌、酒歌、丧歌、苦歌、情歌、婚嫁歌等。按形式可分为双歌、单歌、蔸歌、调歌、诘歌等，而以双歌、单歌居多。有的习惯把酒席上唱的歌称为酒歌或大歌，而把在其它场合唱的歌称为小歌。

水歌多用比喻，尤其以隐喻最为普遍，其次是拟人、复沓、排比、反问、设问等手法。随着汉文化的深入传播，都匀市等一些地区多唱汉族的七言句民歌，但吊丧歌依旧用水语演唱。

水族婚姻沿袭传统习俗，恪守同宗血缘不娶、异宗异姓氏族开亲的原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依旧是水族地区男女青年婚姻的主流。注意门当户对，讲究明媒正娶。即使当代，恋爱不十分自由，婚姻难以完全自主的现象较为普遍。水族很早就实行一夫一妻制，封建时代出现的纳妾现象也为数极少。水族古代议定婚姻范围十分严肃，由此产生《倒栽杉》、《倒栽枫》和《破姓开亲》的种种传说。同时，与当地的习惯法紧密相连，故有“南低宇，吃不得”之谚语，即同血缘家族屋檐下的吊丧肉吃不得，特别注重婚姻集团内部的凝聚作用，即使相隔的年代久远也不能开亲。违反上述原则，习惯法最严厉的是沉埋处罚，尚未发现铤而走险的事例。

鱼是水族的图腾崇拜物。在婚俗中鱼常作为信物、圣物出现。缔结婚姻时，在荔波、九阡等地请媒人提亲时，男方母亲悄悄把包好的几条小干鱼置于盛着礼品的竹篮底部。而女方之母收到礼品时，也首先查看篮底是否有小干鱼。若应允婚事，则收下礼品和干鱼。新娘出阁之前的祭祖席上鱼更不可少，新娘还要吃下一筷鱼，以获得祖宗保佑。迎亲时，女方要看到男方带来的罩鱼笼和象征大鱼的金刚藤叶子等信物，才能发亲。迎亲进门时，要用鱼水罐祝福，即用新的小罐子盛上井水和两条小鱼，放在大门及新房门口，祝福新人如鱼得水，恩爱白头，并获得鱼类旺盛的生殖能力。为了家庭人丁兴旺，民族强盛，鱼作为联姻的信物、圣物的习俗，在水族社会中世代传承而不衰。

女方允亲之后，通常要吃认亲酒、定亲酒，男方向女方家送上一头肥猪、银饰、礼金、服装及红糖等若干礼品，公开联姻消息。吃大酒接亲，聘礼悉数送上，场面更为壮观。迎新娘进家，新郎的家人全部退到屋外，虚掩大门迎候。大门外放着柴块，或放着打菜的竹篮及刀具。当盛装的新娘来到大门口，顺手抓起门外的柴块或提篮推门进家，象征劳作归来的家庭主人，并靠劳动开创幸福的新生活。当新娘正要跨进大门时，新郎的母辈一人往往朝新娘身上喷一口水，或用一束芭茅草拂拭，或撒一把常青的树叶，借以驱除途中可能染上邪气的绿眼鬼，从此幸福吉祥。

水族传统婚礼，新人没有拜堂和闹新房之礼俗，当晚由伴娘陪宿，次日回娘家。过几天，新郎把新娘请来之后开始过新婚生活。过去舅爷的权力大，有优先娶姑妈女儿为媳妇的权力，俗称回娘头亲。现在，回娘头亲习俗已逐步消失，外甥女即使出嫁，作为交往礼仪只给舅父送一般性的礼物。传统婚礼，新郎一般不迎亲，而请几位未婚男女充当姨娘、舅爷的“菲、祝”代迎，大多数地区的新娘撑伞徒步行走，但有“忌踩脚印”之习俗，即遇上抬死人或有另外新娘经过的路段，要背新娘避让以消灾。都匀市套头地区的水族，还保留着由兄弟全程背新娘送到新郎家的古俗。

水族的丧葬习俗主要特点是：禁忌繁多，厚葬、隆祭、久祀。水族丧葬集中体现了祖灵崇拜、神灵崇拜、自然崇拜的信仰文化内涵。同时，丧葬又成为水族传承孝道和祭祖礼仪、调整人际关系、提升血缘氏族凝聚力、交流社会知识的重要活动。水族的厚葬，并不体现在随葬、陪葬物品的贵重与多寡，而是反映在制作石棺坟墓、大型墓碑的建造方面。这种现象远远超过相邻的周边民族。

过去，水族地区有“人死饭甑开”之说，吊丧期间无论是谁来到，孝家都要供给饭菜接待，或让来者在吊丧场中的谷桶里任意取用糯饭充饥，开销颇大。为了消除丧葬活动中低沉的气氛，都匀套头的水族男女青年有用蓝绿黑等冷色调颜料打花脸戏耍的习俗。水族丧葬的久祀，体现逢上清明节要扫墓，逢年过节或家里遇到重大红白喜事，要为亡灵举行祭祀活动。三年守丧过了之后，还要举行隆重的除服活动。尽可能为亡人立碑纪念，是水族悠久的传统习俗。水族地区遗存的众多石棺墓、楼阁碑墓，就是这种遗俗的见证。水族过分重视吊丧活动，过去有些家庭为其所累，借债勉强支撑，结果人劳财散而一蹶不振。

由于丧葬活动集中地反映了水族社会伦理道德观念，信仰世界的生死观与鬼神观，也反映了从祭祖中寻求永生和纳福发展的功利目的，因此成为集中传承孝道和社会知识的重要实践活动，成为禁忌最繁多、礼节最繁冗的民俗活动，也成为民间运用水书、锻炼水书先生的绝妙机会。

鱼是大多数水族地区的图腾崇拜物，在祭祀祖先和丧葬活动中，鱼的圣物角色尤其显得突出。当有人过世，首要大事是通知氏族成员忌荤吃素。水族吃素，只忌禽畜兽类的油肉，不忌水产鱼虾之类，而以鱼为最珍贵的祭品和待客的佳肴。吊丧食素，既表示对死者的哀悼缅怀和对孝家的尊重与同情，又是维系氏族情感、增强和提升氏族凝聚力的重要标志。因此，有用面粉拌和植物油制成鱼虾蚌蟹的水产类模型祭品，有的还以活鱼祭祀墓穴，有的要将鱼卵撒在新坟封土上等习俗。

鱼是水族的图腾，鱼卵象征水族后裔兴旺发达。今天的子孙，就是明天的祖宗。死与生，老与少，环环相扣，生生不息，把家庭兴旺和民族昌盛的美好愿望，都贯穿在丧葬的活动之中。水族重土葬，还分浅葬、假葬、深葬，以及杜绝恶性遗传的倒罈葬等。随着社会的进步，水族地区丧葬活动逐步呈现不择吉下葬，而以亡人过世三、五天为葬期的新局面，而且丧仪逐步简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