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台的故事：文人墨客与它的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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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台的故事：文人墨客与它的不解之缘

四蛮溪大砚磨松烟

-谈砚与文士

文房四宝随人使用的日子，纸不过以日计，笔不过以月计，墨不过以年记，只有砚才可以随人终身。虽然人们都确认笔为书具之主，但砚之被人宠爱，确实远在其它书具之上。明代陈继儒的《妮古录》中说：“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亲傍。故镜须秦汉，砚必唐宋。”没有明镜的梳妆台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佳砚的古代书斋也是不可思议的。人生最大乐事，莫过于领受生命的温馨与美丽；美人之对镜，文人之用砚，老饕之对于美食，以及钱奴之对于财富，都会激活同类的感受，差异只在范围的广狭，趣味的高低。

文人的生命在于文化，文化之美在于人类的活动与大自然的高度和谐。文化滋养人的精神世界，如大自然滋养人的生命，可以称作人类的第二母亲；而文人则是这个母亲得意的宠儿。中国古代文人从文化中领受到母亲的滋养和慈爱，也领受到母亲赋与的生命之美丽，也深深地感受到了对于母亲的责任。如果说，文人的痛苦中蕴含着深沉的爱，那这完全是为了生养他的母亲及其母亲所赋予的生命，所谓歌于斯，哭于斯，都为的是生于斯，长于斯。这就形成了中国文人内在和外在独特的风貌。文房四宝之于文人，已不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用具，而是可以交流情感的亲朋好友，是心照不宣的知音，是难舍难离的伴侣。不难理解，中国古代何以有众多的关于歌咏文房四宝的诗文，尤其是对伴随文人终身的砚台。
文人看见砚，最先联想到的是砚对文化的巨大贡献。文人歌咏砚的功绩如同歌咏自己的劳动成果，如同农人歌咏收获。
东汉李尤《墨砚铭》云：
书契既造，墨砚乃陈。烟石附笔，以流以申。篇籍永垂，纪志功勋。
以流以申，即用笔墨表达心声，使之昭明于人世并流传不朽。篇籍永传，是民族文化赖以生生不息的必要条件。文人歌咏自己的文化，同时也缅怀民族文化的奠基人，如同人们缅怀自己的祖先。唐代王嵩萼《孔子石砚赋》，借砚追念文化巨人的身世及业绩，崇敬感佩，大有生不同时之叹：
昔夫子有石砚焉。邈观器用，宛无雕镌。古石犹在，今人尚传。从叹凤兮何世，至获麟兮几年，世历近王近霸，年止几徂几迁。任往回于几席，垂翰墨于韦编。时亦远矣，物亦仍在焉······（砚）上荧荧以光澈，旁羃羃（音mì，覆盖貌）以色固。介尔贞坚，确乎规矩。昔诸侯立政，周道无闻。嗟礼乐之仍缺，叹诗书而未分。圣人乃启以褒贬，垂以坟典。必藉兹器，用成斯文。盖石固而人往，亦事存乎砚云······时代迁移，去游、夏（孔子的学生子游和子夏，擅长文学）而弥远；日月逾迈，变炎凉之已多。别有缝掖（儒生衣服，这里代指作者自己的布衣身分）书生，献策东京。抑垂先哲，攻文后成。叨秉笔以当问，愧含毫而颂声。作者歌咏的孔子砚，实为孔子不朽的化身。歌颂孔子砚，实为歌颂孔子及其对文化的伟大贡献，从而令人重温民族的文化。人们仰慕崇敬孔子，还在于孔子为民族树立一个完美人格的形象一荧荧光澈，幂冪色固；介尔坚贞，确平规矩--既光明磊落，又博大精深，有信念，有准则，同于常人，又高于常人。
文化的命运也就是文人的命运。文人看到砚时往往联想到自己的命运。魏晋时的王粲的《砚铭》写道：
昔在皇颉，爰初书契，以代结绳。民察官理，庶绩诞兴。在世季末，华藻流淫。文不为行，书不尽心。淳朴浇散，俗以崩沉。墨连翰藻，荣辱是若。念兹在兹，惟玄是宅。
文化带来了社会的繁荣和安定，也造就了一批玩弄文字的无聊文人，他们败坏人心风俗，搬弄是非。正直文人因此多遭不幸。只有砚台，一如既往地坚守自己的信念，不随流俗，不慕荣华，不失本色。诗人因此找到了知音，慷慨陈词，一吐为快。从中也可领略到建安文人的梗慨多气。
东坡仿韩愈的《毛颖传》，为砚作了一篇《万石君罗文传》，以砚的遭遇为题，道出了文人的身世与悲欢。
文人的身世随文化的命运而沉浮，随人主的好恶欣厌而或尊或卑，这就是《罗文传》中表达的基本意思。传中写道：
罗文，歙人也，其上世常隐龙尾山，未尝出世为用。自秦弃诗书，不用儒学；汉兴，萧何辈又以刀笔吏取将相，天下靡然效之，争以刀笔进。虽有奇产，不暇推择也。故罗氏未有显人。罗文，取歙石中罗纹石之名，拟人而述。秦施暴政，汉重刀笔，皆文化之不幸，所以罗文不为人知。后罗文偶与文士交往，被磨砻成材。正逢汉武帝重儒术，得以进见武帝，受到宠爱，提升到要职，与墨客卿、楮先生、毛纯三人待诏中书，称为“文苑四贵”，并且朝中政令诏敕皆出四人。罗文被封为“万石君”。罗文因为廉偶有方，不愿与轻薄小人交往，因得罪小人，受“贪墨”的诬告，加上武帝又新宠爱端紫（即端砚），即疏远罗文：
上幸甘泉，祠河东，巡朔方，紫常扈从，而文留守长安禁中。上还，见罗文尘垢面目，颇怜之。文因进曰：“陛下用人，诚如汲黯之言，后来者居上耳。”上曰：“吾非不念尔，以尔年老，不能无少圆缺故也。”
汲黯，《史记》有传，汉孝景帝时直臣，人主且尊且惧。无少圆缺，即不能变通之意。文人正直者，命运多舛，就在心口如一，不愿随波逐流的原故。如同砚一样，一旦成形，就不容屈曲。罗文才华出众，玉质金声，不同凡响，如果不愿随世屈曲，也难免疏远废弃的命运，砚的悲哀在这里，正直文人的悲哀也在这里。罗文后因排挤颠扑而卒，武帝怜而葬于南山之下。
东坡在罗文身上，融进了自己的命运的感受，赋与文具以人格，体现出文人与之亲密无间的交流。砚可以照出文人的身世，反映出文人理想的人格形象。传中的砚品，即理想的人品：如“文质温润，缜密可喜”，“厚重坚贞，行无瑕玷”，“玉质金声”，“有廉不可犯然”等等。人即是砚，砚即是人，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文化既是文人的生涯，文人就把砚作为劳作的工具。文人多把自己的生涯称作“笔耕砚田。”东坡《丹石砚铭》说：彤池紫渊，出日所浴；蒸为赤霓，以贯旸谷。是生斯珍，非石非玉。因材制用，璧水环复。耕予中州，艺我玄粟。投种则收，不炊而熟。
玄粟，即墨写的文字，比作粮食。艺即栽种。投种则收，“不炊而熟”，很有不食人间烟火的意味，与砚非凡品相照应。东坡《庆源宣义王丈······求红带》中说自己：“吏民莫作官长看，我是识字耕田夫。”以一种平易胸怀，看待自己的文人生涯，是许多人难以达到的境界。
大概宋代的文人还能安于笔耕砚田，愈到后来，文人于笔耕的牢骚愈多，后来笔耕干脆就成为以教书或卖文为生计的代名词。清代蒋伯超《南滑楛语》卷三《砚》记：“近得一砚，上有（伊秉绶）先生铭云：“惟砚作田，咸歌乐岁。墨稼有秋，笔耕无税。＇”其中显然有牢骚。文人多以天下为己任，一旦到了只能养家糊口的地步，就只好自我嘲弄了。清戴名世《砚庄记》说：“世之以授徒卖文称之曰笔耕，曰砚田。以笔代耕，以砚代田，于义无伤。而藉是以供俯仰（生计），此贫穷之士不得已之所为也。”文化本为社会生活中高尚的事业，如果一旦成为人们走投无路的选择，这个社会就要大难临头了。清帝国险遭列强瓜分，怕是民族史上最屈辱的一页，这种命运先就在文人身上露出了消息。文人学无所用，即折射出其他阶层的流离失所；文人发牢骚，是其他阶层也要说话的前兆。文人在人世间，像是迎春花，也像是寒号鸟，多能预示季节的变换。
朝廷赠赐书具，百姓互赠书具，甚至有以书具传家的，能表明什么呢？统治者明白文化对于安邦治国的作用，老百姓明白文化可以使家族发达，所谓“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当然，也有希望子孙凭借文化超越世俗的，以书具传家，就意味着以文化传家。文士之间互赠书具，则意味着赏誉或关切。下面讲述平民百姓自己的故事。
《晋书·范粲传》记，范粲的长子范乔只有二岁时，他的祖父范磬临终之际，抚着范乔的头说：很遗憾不能看见孙子长成人了。把自己用过的砚留给了范乔。范乔到了五岁，祖母向他讲述了这事。范乔手捧砚哭了起来。范乔的哭，应当是理解了祖父的关切和期望。以文化或诗礼传家，是古人最神往的事情。文化的失传，意味着家族的衰落。没有文化的家庭，或许可以富豪一时，但终不免县花一现。所以古人多瞧不起暴发户；诗礼之家，虽然清贫，也仍受人尊重。所以传砚一区区小事，竟载之以史书！
《南齐书·王慈传》，王慈八岁时，外祖父王义恭把他接到自已住宅，把自己平生所藏珍品拿出来，让王慈随意拿取；王慈只拿了素琴（没有装饰的琴）及石砚，这使王义恭非常的高兴。王义恭是刘宋太宰，见外孙如此清雅，将来定有出息，所以高兴。
《南史·庾易传》，庾易志性恬静，不慕名利，得西安长史袁承的欣赏。袁赠送庾易一套书具，其中有蚌砚等，还附有一首诗：“白日清明，青云辽亮；昔闻巢许，今睹台尚。”重视文化，必然重视人品。崇拜金钱与强权，则到处是狐群狗党。袁承把庾易比作上古贤人巢父、许由，可见钦敬之深。
赠砚有极动人的故事，传下不少友谊的佳话。《南唐书·蒯鳌传》，蒯鳌曾收藏有一枚龙砚，他的一位朋友见了，很想要，但没说出口，蒯鳌也看出来了，心里也答应给他的朋友，只是没有机会说出来。一天，他的朋友不辞而别，他很懊悔没早把心思说出来，便徒步数百里，追上朋友，把砚赠给了他的朋友。这使人想起《说苑》中的一则故事：战国时，延陵季子出使晋国，转达国君的问候。他带着宝剑去访问了一个叫徐君的故人，徐君看了季子的剑，显出想要的神情，但没说什么。季子看出来了，但作为国使，不能无剑，虽心里已答应了给徐君，但还不能说出。等季子转来向徐君赠剑时，徐君已去世，季子很悲痛，便把剑赠给徐君的儿子。徐的儿子说，“先父没说过接受剑的话，我不能接受。”于是季子便把剑挂在徐君墓的树上就离去了。当地的人很感动，歌唱道，“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挂）丘墓。”有修养的人于友情心心相印，心照不宣，友情之动人也在这里。砚和剑或许微不足道，相互的关切理解才是不朽的。
砚可以传家，可以是信物，也可以象征文人矢志文化的信念、誓言。据《五代史·桑维翰传》，桑维翰，字国侨，河南人，形容丑怪，身短而面长，常对镜自嘲说：“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以治理国事为己任，常慷慨作叹。后举进士，主考官讨厌他的姓，以为“桑”、“丧”同音，终不取。有人劝他不必举进士，可以从其他途径求官。桑维翰便作《日出扶桑赋》来表明自己的志向，又铸铁砚一枚向人表示：只要铁砚磨穿，便改从另途求仕。最后终于进士及第。古人以进士及第求仕为正道；而正道直行，常被人讥为迂腐。以后把铁砚作为文士苦读的象征。《西厢记》第一折《混江龙》词：“向诗书经传，蠹鱼似不出费钻研。将棘围守暖，把铁砚磨穿。投至得云路鹏程九万里，先受了雪窗萤火二十年。”棘围，指考场（《五代史·和凝传》：“是时进士多浮薄，喜为喧哗以动主司。主司每放榜，则围之以棘。”）。
砚既是一种工具，高尚的人用来追求真理和人生价值，无能之辈以阿附为生计，运用既有的用具来取悦人主或权贵则是日常处心积虑的功课。《魏略》记，一个姓张的小吏，身价卑微，家境贫寒，自度无进身之路，便平时准备好笔墨等，一旦遇见朝堂上大臣记事或上奏时无笔墨，便取出给大臣用，讨得了大臣的欢心。《南史·梁武帝本纪》载，天监四年，吴令唐傭献铸铁盘龙火炉及翔凤砚盖（目的在取悦人主），但武帝尚节俭，唐傭拍马拍到了马蹄上，反遭灭顶之灾，武帝下诏禁锢唐傭终身。这只是拍马史上不足挂齿的悲剧。到宋代，以砚巴结权贵成为风气。凡是任端州长官的，往往以进贡为名，把贡砚的数量提高数十倍，用以巴结权贵。这是以民脂民膏营私的例子，无端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从这里也透出了北宋末年农民起义的消息。
也有把砚当作民脂民膏来加以爱护的。《宋史·包拯传》记，包拯任端州长官，并不像前任那样把贡砚的数目提高数十倍，而只要工匠作够上贡数目即止。任满时，也没有带走一块端砚。至今肇庆地区还流传着“包公摔砚”的故事。据说包公离任端州时，不受吏民的任何馈赠，两袖清风而去。但乘船离端州不远，忽然乌云密布，狂风恶浪，电闪雷鸣，船不能行。包公意识到这是上天的警示，意味着船上有什么不义之财。便命仆人包兴检视行李，也没发现什么。但雷鸣仍不止。包兴忽然想起，是他替主人背地里收下了一枚端砚，因为主人太喜欢端砚了。包公便把这块端砚扔进了河里。顿时云开日出，风平浪静；就是包公扔砚的地方，生出了一片砚形的河洲。人们取名叫砚洲。故事的真实与否无关紧要，而人们对清官的缅怀却成为一块无言的丰碑。
因砚长伴主人，文士多为砚作铭文，且比其它三种书具的铭文更耐人寻味。铭文多刻制于砚上，作为座右铭，以体现主人的人生观或情趣。
相传是周武王的《书砚铭》说：“石墨相着而黑，邪心谗言无得污白”。墨写的话，比口说更经得起考验。所谓“口说无凭，立此存照”。布衣百姓尚不乏此种精神。
东坡一生为砚作铭甚多，其铭意味深长，多能反映出正直文人的情趣和怀抱，见识卓越，为常人所不及。
东坡《端砚铭》：“我友三益，取溪之石。与墨为入，玉灵之食；与水为出，阴鉴之液。匪以玩物，惟以观德。”益友，见《论语·季氏》：“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信），友多闻，益矣。友便辟（骄谄），友善柔（心口不一），友便佞（夸夸其谈），损矣”。以人物为鉴（镜）观德，不管怎样，总是有益于自己的。
东坡写给儿子迈的砚铭说：“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他讲述了以文化的观点对待人生：追求真理，永不满足；对仕进，头脑清醒；对财富，好施予；对生命，思怜悯。具有浓厚的人情味和文化内涵，这就是东坡的品格。
东坡《王定国砚铭》：“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发剑，予以试（磨）墨。剑止一夫惊，墨以为万世则。吾以是知天下之材皆可以纳圣贤之域。”物本身没有社会品性，人赋与它什么品性，它就有什么品性。所以没有什么不可用于人类的和平自然的生活。
《端砚铭》：“千夫挽绠，百夫运斤（斧）。篝火下缒，以出斯珍。一嘘而泫，岁久愈新。其谁似之，我怀斯人。”东坡的平凡语，却体现出对他人的关切，最见人情味。邵博《闻见后录》云：“予尝评砚，端石如德人，每过于为厚······歙石如俊人······”岁久愈新，正是德人风采，所以为东坡感怀：一见如故难得（一嘘而泫），白头如新也难得。
砚铭作为座右铭，与镜有同一作用，可以自我欣赏，自我激励，或自我感伤······
徐铉《砚铭》：“它山之石，是研是治，荆蓝表润，云雾含滋。”颂砚之美。
晁补之《端溪砚铭》：“倏忽相遇，云翔雨驱。似神而非，以茁万殊。”描绘出对端砚陶醉中的幻象。
东坡《龙尾砚铭》：“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瓜肤而谷理，金声而玉德。厚而坚，足以阅人于古今；朴而重，不能随人以南北。”首叹大自然赋与龙尾石美丽的外表（即瓜子纹、谷纹）和金玉的德性，调和了人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它饱经沧桑，有属于自己的个性。是自我欣赏，也是自我激励。（以上见高似孙《砚笺》）
清代纪晓岚《砚铭》：“石出盘涡，阅岁孔多。刚不露骨，柔足任磨。此为内介而外和。”画出了古代士大夫理想的内在与外在的形象。是砚铭中的上品。
宋人不仅有墨癖，而且有砚癖，真是令人惊羡的文化奇观。
陶穀《清异录》载，南昌有个叫陈省躬的人，好砚成癖。晚年曾得一枚砚，腹有四眼，徐铉为之取名叫“方相石”，而省躬自号为“仙翁砚”，大概取自道教“四目仙翁”号。其珍惜怜爱竟至于此。
《宋史·唐询传》，唐询好收藏各种各样的砚，只要有客，就拿出来互相欣赏。并著有《砚录》三卷。是心中只有砚的人。
王阍之《渑水燕谈录》记，唐彦猷清简少欲，无意世事。闲居在家时，或终日默坐，或吟诗品茶，或临书试墨。曾得一红丝石，自琢成砚，终日把玩不已，自以为端歙之石都不及好。惟砚能激活热情，非痴即癖。
米芾以“砚颠”、“石癖”闻名于宋。《春渚纪闻》记，米元章曾为皇上书一大屏，皇上叫他使用御案上的笔砚。写完后，元章捧着用过的端砚下跪请求说，这御砚已被臣下用过，再也不堪经皇上使用了，不如就赐给臣下吧！皇上听了大笑，同意了。元章得砚，手舞脚蹈，拜谢而出。墨渍全洒在了衣袖上，但喜悦之色溢于颜表。皇上对蔡京说：“米颠之名不虚传也！”蔡答道：“米芾人品超脱，世间不可无一，不可有二。”
费衮《梁溪漫志》卷六记：“米元章作濡须（今安徽无为县）的长官，听说河边有怪石，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人们都觉得奇怪。元章命人将石头搬进府衙，作为玩物。石头运到，使元章大为惊诧，就叫人设席，对石下拜道：“我想石兄已二十年了！”旁人以为这是对皇上的不恭，因此得罪被罢官。可见其人之超脱不羁。后来竹坡周少隐经过这里，看见这石头，大发感慨，作诗道：
唤钱作兄真可怜，唤石作兄无乃贤。
望尘雅拜良可笑，米公拜石不同调。
宋朝的嗜墨砚，怕与宋人深于性理之学有关。好性理，则常沉思默想，故有奇癖。但其中也同文士的清高相关。正直文士，多厌恶人世的浮华喧嚣，而愿意与山水奇物作无言之交。李白的《独坐敬亭山》道：“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其嗜山水与嗜墨砚，本无差别。
东坡亦嗜砚，却好作旷达语，以示不嗜。其实东坡的不少记砚文字及砚铭、砚诗，对嗜砚之情却欲盖弥彰。明代陈继儒《妮古录》中记，有人对东坡居士说，他要去端州，是否可代为购买一块端砚。东坡笑着说，我只有一只手会写字，但已有了三块砚，要那么多来干吗？其人说可防备砚有损坏。东坡即说，我的手与砚谁先坏？其人道：“真手不坏。”东坡也笑道，“真砚亦不坏。”
“三灾砚”的故事。《清异录》记，唐萧颖士（开元时进士）为人豪爽，自视清高。一天，同几位友人到李韶（仓库官员）家，见一块精美的砚石。出李家后，萧问友人说：“你们可识得这砚之名？”友人很惊奇，不能回答。萧自答道：“这叫三灾石”。友人更惊奇了。萧解释说：“主人不通书写，是砚一灾；文词不通，是砚二灾；书案狼藉，是砚三灾。”同路友人不得不点头称是。文人之爱砚，是不愿看见砚被文盲糟踏的。
唐人于砚似乎也爱之成癖。《云仙杂记》中记藏砚用文绫之匣，以防灰尘沾染，无异于金屋藏娇，其爱可知。又记薛稷的文房四宝封官，“为砚封九锡（即封赐九种物品）拜离石乡侯使持节即墨军事长史兼铁面尚书。”为四宝封拜完毕后，薛家屋外云气缭绕，结为楼台状，四邻争相观看，许久云气才散去。宋代《文房四友除授集》即仿此而作，明白地表达了文人济世报国的梦想。
唐人于砚，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以事人之心尽其一心，可谓至情也。韩愈《瘗砚文》中写道：
陇西李元宾始从进士，贡在京师。或贻之砚。四年悲欢否（倒霉）泰（走运）未尝废用，凡与之试艺春官（考试）。宾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今川陕交界处）间，役者误坠于地，毁焉。乃匣归埋京师。里中昌黎（韩愈郡望名）韩愈，其友人也。赞而识（音zhì，记）之曰：土乎成质，陶乎成器。复其质，非生死。类全斯用，毁不忍弃；埋而识之，仁之义。砚乎砚乎，与瓦砾异？！真是聚也依依，别也依依，是为砚，还是为己？真是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