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觉醒：揭示晚清衰落之真正原因

张健康/文 郭嵩焘再次引起大众的阅读热情，大抵跟学术界重新思考中国外交与经济现代化的历程有关。

按照现代化理论的叙事，中国外交现代化就是一个从封闭隔绝状态逐渐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而经济现代化则是一个从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占主导的经济体系向高度商品化的现代工商业占主导的经济体系转变的过程。无论是谈论中国外交现代化还是经济现代化，郭嵩焘皆以他的实践、见识和际遇，成了一个始终绕不开的人物。

郭嵩焘与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刘蓉、曾国荃、江忠源、罗泽南交厚。1858年，李鸿章欲保荐郭嵩焘到江苏做官，但与郭嵩焘曾有换帖之交的曾国藩反对说：“筠公（郭嵩焘号筠仙）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曾国藩不愧为郭嵩焘的知交，对郭嵩焘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郭嵩焘带过兵、办理过洋务、处理过教案、当过地方官、筹措过粮饷、出使过英法，但任事时间均不长。他曾用一首诗向江忠源表达他帮曾国藩带兵时的心境：“觅得疲驴试短衣，尺书屡召敢频违？此生戎马真非分，夜半星辰尚合围。”他视“戎马”“合围”为“非分”之事，不愿意多干，反倒是对著书立说充满热情，而他丰富的任事经历则成了他扩展见识、提炼思想和著书立说的绝佳素材。

郭嵩焘留下了大量诗文、奏疏和日记。诗文大多被收录在《养知书屋文集》和《养知书屋诗集》，奏疏则有《郭侍郎奏疏》存世。然而，正如《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作者孟泽所言：“真正泄露了郭嵩焘的精神特质、彰显了他的思想和人格魅力的，仍然要属他的三次出仕，特别是作为驻英法公使期间的表现，以及他在书信日记中的自我表白。”1981年至198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四卷本《郭嵩焘日记》，郭从1855年（咸丰五年）至1891年（光绪十七年）去世前一日的日记首次公诸于世。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

孟泽 | 著

岳麓书社

2021年11月

1984年11月，钟叔河和杨坚又根据郭嵩焘1876年至1879年（光绪二年至五年）出使英法前后及期间的日记手稿过录编次，整理出版了《郭嵩焘：伦敦和巴黎日记》一书。该书不仅保留了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至五年三月初五日出国期间日记的全文，含当年曾激起“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的《使西纪程》，还节录了郭出国前后与洋务和出使有关的日记，因而为今人了解郭嵩焘的外交和经济思想提供了很好的入口。2016年12月，商务印书馆和中国旅游出版社还出版了郭嵩焘的《使西纪程》和黎庶昌的《西洋杂志》合刊本。

《郭嵩焘：伦敦和巴黎日记》

[清] 郭嵩焘 | 著

钟叔河 杨坚 | 整理

1984年11月

西洋只想通商 清国以为夷患

钟叔河在《论郭嵩焘》一文中说，郭嵩焘“完全是按照封建社会作育人才的程式而成为士大夫阶级上层人物的”，最后却成为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他不仅反对顽固派，还反对洋务派的很多做法，甚至反对统治阶级的某些根本观念。他反对顽固派，是因为顽固派希望使大清国保持与外界完全隔离的状态；他反对洋务派，是因为洋务派认为用一点羁縻之术，买一点洋枪洋炮，学一点洋人技艺，就可以使清王朝保存下去；他反对统治阶级的根本观念，是因为他们还沉迷于“天朝上国”的“政教”（包括政治制度、文化思想）优于“夷狄”（外国）的神话之中。

郭嵩焘第一次出仕是1858年经江忠源保荐出任翰林院编修，次年又受命协助僧格林沁驻防天津。入京当官给了郭嵩焘近距离观察王公士大夫们所作所为、所思所想的机会。当然，结果是很令他忧虑的。他曾致函曾国藩抱怨说：“京师气象凋耗，而相与掩饰为欢，酒食宴会，转胜往时。文昌、燕喜诸处，无日不音乐，无日不有绿呢轿排列门首。”然而，真正令他忧虑的还是王公士大夫们对“门口的外国人”惛然无知，普遍仍以传统的“夷夏”观念看待眼下的对外关系，认为英法诸国不过是野蛮的夷狄，进入内地是祸患，必须剿之而后快，遑论与之和平相处；与洋人打交道只是临时性的，洋人劫掠一番便会离开，与之签订条约不过是权宜之计，能拖就拖，能毁就毁。

第一次出仕期间，有两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是洋人“入京建立夷馆一事”。1858年（咸丰八年）郭嵩焘致函胡林翼说到一件事：1858年清廷钦差大臣与英法俄美商谈缔结《天津条约》事宜时，清廷原本是答应准予汉口以下口岸3处与洋人通商的，但是主内的诸王很快就后悔了，便派人告诉使团“且毁前约”，但又不直接明示钦差大臣，所以使团不知真假，只能推诿迁延，结果“徒务反复，以授夷人之胁责”。郭嵩焘事后才知道，诸王后悔的原因居然是洋人要求“入京建立夷馆”。

二是朝廷密令僧格林沁悄悄袭击进入天津的外国人。1859年4月，怡亲王载垣来到僧格林沁驻扎于天津的营地，带来消息说，派往上海的使团与“外夷”的谈判已经结束，入京换约已不可更改，只能接受，但是洋人入京换约的必经之地天津的防御不撤。怡亲王还说，奉旨密商，如果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就说此事乃乡勇所为。郭嵩焘以为不可，但亲王“愦愦可笑”，不为所动。随后，僧格林沁还指示幕僚起草奏折，说天津“民勇强悍”，意欲阻止洋人入津，为悄悄袭击洋人张目。

1855年至1856年，郭嵩焘奉曾国藩之命前去江浙筹饷期间，就接触过洋人，见识过洋人治理下的上海租界的巨大变化。1862年至1866年，第二次出仕到江浙理财筹饷和巡抚广东期间，又再次见识了洋人治下上海的变化，还亲自处理过广东当地人与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荷兰人的商事和外交冲突。1874年至1879年，第三次出仕期间，云南发生马嘉理案，郭嵩焘被慈禧以驻英公使的名义派往英国赔罪。这本来是一次带着屈辱使命的旅行，却给了郭嵩焘走出国门、近距离看世界的机会。招来士大夫群攻的《使西纪程》，便是他离开上海抵达英国期间的日记。

郭嵩焘没有走出湖南之前，对洋人的看法与普通士大夫没有太多不同，但是接触洋人、办理“夷务”之后，他逐渐认识到，主内的王公和任事的大臣所拥有的历史经验和传统智慧，已经不足以应对当时的对外关系。

首先，与历史上劫掠中原的游牧民族不同，洋人来了不会劫掠一番就走。

郭嵩焘初次见到洋人，便认识到以前士大夫们传说的“鬼佬”“野蛮人”根本不是事实，洋人不仅长得高大、“妇多出游”、孩子“极秀美”，而且待人接物极有礼节。更重要的是，他发现洋人不是来抢劫财物和土地的，而是想与中国做生意牟利。光绪二年二月初九的郭嵩焘日记，记录了慈禧首次召见他的情形。当慈禧问到云南马嘉理案时，他回答说：“据臣愚见，洋患已成，无从屏绝。惟其意在通商为利而已，亦望中国富强，而后利源可以不匮，无致害中国之心。”

既然洋人不会很快就走，那就需要做好与洋人长期相处的打算。

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日的郭嵩焘日记批评当朝的外交方针是“一味怕，一味诈，一味蛮，一味蠢”。何以至此？根本原因就是主内的王公和任事的大臣既不通洋情，又不达洋理。他特别推崇魏源《海国图志》里的一段话：“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他认为洋人是“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服”的，所以要想长期与洋人打交道，就必须“通情、达理”，而不可“洋务一办便了，必与言战”，结果反而“终无了期”。

洋务派舍本逐末 终致失败

与洋人的接触和对洋人治理区域的考察，使得郭嵩焘对西洋的先进及先进的根源有了比王公士大夫——包括咸丰时期开始兴起的洋务派——更深刻的理解。

1816年1月2日，英王特使阿美士德抵达广州后，受到了总督蒋攸铦的宴请。蒋攸铦款待阿美士德是受了皇帝的命令的，目的是要向夷人展现天朝的大度。席间，蒋攸铦说广州的各国贸易商中，英国是最大的受惠者，他称之为清朝对英国的恩惠。但阿美士德认为贸易双方是平等的，没有谁对谁施恩的说法。蒋攸铦则“据理力争”说，英国送来的钟表、大呢等物非天朝所必须，而清朝出口的茶叶、生丝等物则是英人的必须。

蒋攸铦的说辞印证了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1816年的一天，嘉庆皇帝问大臣孙玉玺：英国是否富强？孙回答说：彼国大于西洋诸国，因此是强国；至于富强嘛，是由于大清富，彼才富。嘉庆皇帝又问：何以见解？孙回答说：英国从大清买进茶叶,然后转手卖给他国。不说明彼富是由于大清富吗？如果大清禁止茶叶出洋，则英国会穷得没法活。

秉持此种看法的士大夫，当然不只是孙玉玺和蒋攸铦，即便是被历史教科书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夕还坚持认为“茶叶、大黄禁不出洋”，可“立致诸夷之命”；大清一旦封港，夷人的货物就无处可卖。至于琦善、耆英、骆秉章等人口中的“洋夷”，更是一群具有犬羊之性、未知礼义廉耻、不知君臣上下，而且生理具有明显缺陷的蛮夷。

两次鸦片战争击碎了满清朝廷的富强幻觉，一些开明的王公士大夫不得不承认“洋夷”的“器物”的确领先于清国，但是“政教”方面仍然固守“夷夏”框架，而“夷夏”框架中构建的天下格局里，天朝是文明的中心，诸国则居于“夷狄”的从属地位，文明交流上只能是单向度地以夏变夷，而决不可用夷变夏。即便是冯桂芬、薛福成、郑观应等开明的思想家，都未能跳出“夷夏”的框架。比如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薛福成说：“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郑观应主张：“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他们的主张后来被简化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出仕英国期间，发生了两件小事，令郭嵩焘对洋务派大臣更加失望。

一是出国途经香港以及抵英之后，通过参观几所现代学堂，特别是牛津大学和某所女子学院以后，他进一步意识到教育对办洋务的重要性，便写信给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建议“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徵实致用之学”，但没有得到积极回信。

二是驻英期间，他发现到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只有数人，且全是学习海军的；而日本留英学生多达200余人，仅伦敦就有90人，他见过的20人中，有学律法的，有学政治的，有学电信的，但学兵法的甚少。深感忧惧之余，他认为日本的做法很可取，因为兵只是末务，而各种创制才是立国之本。于是，他写信给李鸿章建议多选派“出洋学生改习相度（勘探）煤铁及冶炼诸法及兴修铁路及电学，以求实用”。但是李鸿章回复说，他是带兵的，只考求兵法，开矿、修路、开办学堂造就人才等事，没有人主管，算是给了郭嵩焘一颗软钉子。

经历多了，郭嵩焘对洋务派官员失望至极。光绪五年（1879年），他著文《与张力臣谈洋务本末》，借张力臣之口感叹说，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诸公专意考求富强之术，于本源处尚无讨论，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也；纵令所求之艺术能与洋人并驾齐驱，犹末也，况其相去尚不可以道里计乎”。

郭嵩焘自谓22岁开始办洋务，乃唯一真正通晓洋务的人。他对办洋务以自强的认识，的确比洋务派官员们要深刻得多。他的思想体系中，“通民情”才是第一重要的事情，然后是“尚学兴艺”和“民富”，最后才是“强兵富国”。

第一，他认为“通民情”才是“立国之本”。1875年（光绪元年），他所作《条议海防事宜》提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那么，本是什么呢？他的答案是“朝廷政教”。出使英国之后，他对英国的议会和民选市长制度进行了考察，然后得出结论：“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就是因为“君民兼主国政”。

第二，他认为“尚学兴艺”是当务之急，是比“强兵富国”更重要的事情。前述《条议海防事宜》中，郭嵩焘就提出：“西洋之法，通国士民，一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升进而专习之。”相比之下，造船制器倒没有那么急迫。离开本土，目睹了英国人创办的现代学校之后，他的观点更加笃定，所以才写信告诉沈葆桢“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计莫急于学”，建议他开设学馆。

第三，他认为先有“民富”才有“国富”。光绪元年（1875年）十一月初八日的郭嵩焘日记记录了赴英途中他与英国驻华使馆汉文副使禧在明（WalterC.Hillier）的一次谈话，谈到英国治下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情形，禧在明说：“西洋赋敛繁重，十倍中国。惟务通商贾之利，营立埔头，使其人民有居积之资；交易数万里，损益盈虚，皆与国家同其利病。是以其气常固。”听此，郭嵩焘更加坚定了《条议海防事宜》中的主张，应该效法洋人，扶植商贾，洋务应该交予商办，而不是由官办。到英国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后，他又进一步提出：“中国要务在生财，宜以开采制造等事委之于民，而官征其税。”不过，他同时认识到：“然非民主之国，其势有所不行。”

郭嵩焘的上述认识无疑是超前的，不仅不可能落地生根发芽，反而招来了王公士大夫们的诋毁。1894年，在他去世3年以后，他忧惧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国土面积只与英伦相当的日本，一举击败庞然大物大清国，洋务运动的自强幻影被击破。随后，大清国的一些士大夫终于承认大清不仅“器物”输于西洋，而且“政教”同样不如人，于是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改革图强的运动。但是，此时遇到的最大阻碍，已经不是错判自己和误读西洋的问题，而是统治集团不愿意出让丝毫既得利益的问题。最后，改革只能让位给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