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西夏文字的神秘面纱：其形态和发展历程

西夏王陵在考古挖掘过程中，发现了不少西夏文碑残块，这些西夏文碑是研究西夏王陵及西夏历史的重要资料，但是西夏文字因为笔画繁杂，历史久远，已经变得鲜有人识了。这些西夏文字是怎么创造出来?在西夏文化传播中起到了什么重要作用呢?

西夏文字是李元昊称帝时，为了创制出党项族独有的文字，和中原文化相抗衡，便命令西夏著名的学者野利仁荣创制出一种专门用来记录党项民族语言的独特文字。创制文字是文化盛事，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西夏文字在当时被称为“蕃书”或“国字”，是西夏国内的官方文字和语言，现在的中国学术界称其为“西夏文”，而国外一些研究西夏文字的学者则称它为“唐古特文”。西夏政权被蒙古灭亡后，西夏民族四分五裂，国灭民散，天各一方，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的融合，文化的渗透，语言的交流，党项民族被汉、回、藏、蒙等民族渐渐同化，成为消失在历史尘烟中的古老民族。虽然作为一个民族，党项族不复存在，但其创制的西夏文字，则随着碑刻、文物流传下来，虽然西夏文字早已无人能识，成为有着“天书”之称的“死文字”，但这凝聚着党项民族智慧的古老文字，却成为解读西夏历史的重要工具。

《隋书·党项传》言，党项原本“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处于非常原始的文化萌芽阶段。历经唐、五代以至宋初的漫长岁月，党项开始从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从依水草而居到有了相对稳定的居住地。生产水平虽然不能和中原地区相比，但比起本民族原有的落后的原始部落状态，显然是有了飞跃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文化事业的繁荣，西夏文的创制，便是文化事业繁荣的具体体现。

党项族和许多少数民族一样，在古代社会处于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长期以来过着“结绳记事”的原始生活，还处于原始社会的发展阶段，文化发展程度低，没有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唐朝及五代时期，党项族大量东迁，和汉族频繁交往，汉族悠久灿烂的文化使党项族迅速进入了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党项人已经开始熟练地掌握和使用汉文字。李元昊建立西夏王国后，其疆域已经“北连大漠，南至萧关，东尽黄河，西界玉门”，成为西北最强大的割据政权了。李元昊决意称意，和辽、宋平起平坐，三分天下，如果没有自己独有的文字，仍旧使用汉文或契丹文，难免会被文化程度比自己发达的多的辽、北宋所瞧不起。因此，天昊建国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文化上的创新，创建出一种能和汉文、契丹文平分秋色的优秀文字来。因此，创制一种代表党项民族文化的文字势在必行。

宋朝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景德中，党项首领赵德明卒，其子元昊嗣立之……其徒遇乞，先创造蕃书，独居一楼上，累年方成，至是献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礼乐，下令国中悉用蕃书，蕃礼，自称大夏。”西夏语译《妙法莲华经序》也说：“风角城皇帝以本国语言，兴起蕃礼，创造文字，翻译经典。”据考证，风角城皇帝就是元昊。元昊本人送交宋朝的表文也说：“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这里说的“小蕃文字”即是党项文字，即所谓“蕃书”。一系列资料表明，党项文字创制于元昊时期。沈括《梦溪笔谈》所记独居一楼创制蕃书者，是元昊重臣野利仁荣。野利是党项八大部族之一，野利仁荣本人又是元昊称帝的重要谋士，受封“谟宁令”，“主蕃学”，由他在元昊时期完成对党项文字的创制工作，应该是可信的。

野利仁荣对中国文化典籍非常精通，是西夏王朝建立初期各种典章制度的参与者和谋划者，是元昊身边最重要的文臣谋士，可以说是元昊的左膀右臂。元昊将此大任交付于他，野利仁荣自然不敢怠慢，经过一番酝酿，元昊和野利仁荣对西夏文字的设想和规划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决定借鉴汉字的笔画、构造，但又不抄袭现有的汉字，尽量避免和汉字雷同。野利仁荣为了创造出一套完整的西夏文字，可谓是费尽心思，殚精竭虑，他把自己锁在一栋高楼之上，吃喝都由仆人送上楼去，自己从来不下楼，闭门谢客，潜心造字，终于在西夏大庆元年(1036年)创造出了十二卷西夏字。元昊看到新的西夏文字后，非常高兴，专门下诏向全国推广新文字，并将其称为“国字”，并规定以后凡是重要的国书、政府间的公文等官方文件，都必须用西夏文字书写。群臣上表敬献颂词，并改广运三年为大庆元年以示庆祝。

为了推广西夏文字，使其迅速为党项人所使用，野利仁荣派弟子到民间教习传授，帮助他们使用西夏文字记事。他甚至亲自到很多重要场所进行现场传授、解惑。野利仁荣对西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是西夏历史上重要的文化人物。他死后，元昊亲自前住吊丧，哀叹自己“痛失一臂”，给予其厚葬的待遇，追封其为富平侯。过了一百多年后，其事迹还被西夏人民广泛传诵。西夏天盛十四年(1162年)，仁宗仁孝又追封野利仁荣为广惠王，以表彰他为西夏文化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西夏文字是仿照汉字创造出来的，在形体上借用了汉字的笔画，如点、横、竖、撇、捺、拐、提等。并将他们组合成一些类似汉字偏旁、部件的“字素”，再把这些字素拼合成结构功能、形体特征都和汉字类似的方块文字，并且借用了汉字的造字方法“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来创制西夏文字。西夏文字的偏旁、部件都是利用汉字笔画另造的，虽然从外表看起来和汉字很像，但和汉字是形状相似，但意思千差万别，现存六千多个西夏字没有一个是和汉字相同的，这也反映了西夏文字的创制精细，非粗制滥造之作。

在文字构成上，西夏文字可分单纯字和合体字两大类。单纯字笔画较少，无法再进一步分解为更小的单位，可独立地表示与原字相关的音和义，是构成合体字的基础，这类字比较少，绝大多数为合体字、互换字和对称字等。合体字包括会意合成字、音意合成字和反切合成字等。会意合成字是由两个或三四个西夏字各用其一部分或全部组合成一个新字，其字义也是由这些西夏字的字义合成的，类似于汉字的会意字。音意合成字是由两个西夏字各用其一部分或全部组成一个新字，一个字起标音的作用，与新字读音相同或相似;一个字起表意的作用，与新字字义有关，类似于汉字的形声字。反切合成字是两个西夏字各用一部分或全部合成，其读音则由第一个字的声母和第二个字的韵母拼合而成。这类字多用于标注汉姓、地名、真言的译音。互换字是把一个字的两个部位交换位置组成新字。新组成的字和原来的字往往在字义上有密切的关系，它们常联起来共同组成一个词或词组。对称字由两个相同的形体构成，其中一部分带有“双”的意味。

西夏文创制后，没有再创造其他文字，不像契丹、女真那样造出大字后又造小字，这说明西夏文字在使用过程中没有发生大的困难，是当时创制的比较成功的一种文字，是我国文字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西夏官府和民间非常重视西夏文字的研究、传播和学习，在西夏文字创制后，为了方便民众更好地掌握这种文字，西夏官方专门编纂出版了一批西夏辞书和夏汉对音对义词典，如《文海》《音同》《番汉合时掌中珠》《圣立义海》《五声切韵》等，这些工具书历经历史的沧桑，所幸都保留下来，成为今天学者们研究解读西夏文字之谜的必备钥匙。

《音同》是一部收字最多的西夏文字书，收单字5800多个，目前所见到的西夏字该书全收了。此书版本较多，已发现的在6种以上，其中通行本为西夏正德六年(1132年)刻本。《音同》是以声分类的字典，全书所有的大字按声母分为九品：一品重唇音，二品轻唇音，三品舌头音，四品舌上音，五品牙音，六品齿头音，七品正齿音，八品喉音，九品流风音。划分声类的名称是从汉语音韵学的术语中借译来的，不难看出传统的汉语音韵学对西夏音韵学的影响。九品音中所含大字数各不相等，最多的流风音有1000余字，最少的舌上音仅有20字。《音同》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所收的西夏字以声母分类并划分同音字组，它侧重于语音分类和文字的规范，对字义的注释简明、扼要，使该书具有言简意赅的西夏文字典作用。

《文海》是对所有西夏字的字形、字音和字义进行全面解释的大型字典。可惜的是该书只留下了平声部分，仅有2577个大字。该书因是残本，即无序言，也无跋尾，其编印年代和作者均无从查考，估计成书刊印可能在西夏中期。《文海》是一部系统解释西夏字形、义、音的著作，因此在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首先，它对近3000个西夏字进行了字形解释，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这为后人探寻西夏字的组字规律和字源根据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次，它对字义的详尽注释，不但对人们了解西夏文的字义、词汇和语法功能提供了直接帮助，同时由字义的诠释，使人们对由字义涉及到的西夏社会情况的各个方面，如风俗、农事、畜牧、商业、文化、艺术、宗教、家庭、民族、国家关系、军事组织等，都会有更深入更明晰的了解。再次，《文海》用反切注音，对西夏语音的研究价值是十分明显的。人们可以根据每个字的反切确定该字的音值，进而还可以用系连等方法对西夏语的声、韵、调进行系统的对比研究，明确它们在西夏音韵体系中的相互关系，这对构拟西夏语音，阐明西夏语音体系至为重要。正是由于《文海》的诸多价值，所以一直受到当今各国西夏学专家的高度重视。

《番汉合时掌中珠》被誉为通向西夏文字初阶的金钥匙，欲通西夏文，必须先弄懂此书。早期的西夏学专家，在破译西夏文“天书”时，几乎都是凭借《番汉合时掌中珠》来实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是一本西夏文——汉文音义双解的语汇本辞典。编于乾祐二十一年(1190年)。原书蝴蝶装刻本，共37面，今已发现有两种以上的版本。作者骨勒茂才是一位满腹经纶的党项学者，对西夏语和汉语的研究都有深厚的造诣。他在序言中说：“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俱务，不学番言，则岂知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为了释解民族文化的隔阂，他立志编辑了这本双解辞典，以此来促进民族文化的融合和了解，其远见卓识，令后人肃然起敬。《番汉合时掌中珠》以“天、地、人”三才分为三部分，每部分又按“上、中、下”分为三类，即“天体上、天相中、天变下;地体上、地相中、地用下;人体上、人相中、人事下”等9集。它对每一词语都并列四项，中间的两项分别是西夏文和它的汉译文。最右边的汉字是左边西夏字的注音，最左边的西夏文是右边汉字的注音。这样四行排列，使西夏文与汉字的音、义两两相对，这不但使当时两个民族间的人们在学习对方的语言时非常方便，而且使后世学者在研究西夏语的音、义时，可以凭借相对的汉文注字找到可靠的依据。《番汉合时掌中珠》的作用不止如此，它在研究西夏语的复字注音和宋代汉语西北方言上也有很大帮助。由于骨勒茂才对西夏语音的特殊了解，他使用两个汉字注一个西夏字音，即复字注音。研究这些复字注音，对准确地构拟西夏语音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再者，由于《番汉合时掌中珠》的西夏文是用宋代西北方言的汉语注音，运用这些丰富的对音资料，对于深入探讨宋代的西北方言将会大有裨益。可以说，这本书对于了解少数民族古文字和中古汉语的变化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珍品。

《圣义立海》为西夏人撰修的一部百科性辞书，第一卷终有“乾祐十三年(1182年)五月十日刻字司重新刻印”字样。全书共5集15卷，142类。包括天体日月、月令节气、地貌山川、树草花石、金银布帛、走兽飞禽、帝后嫔妃、皇室仪仗、佛法器具、文房四宝、食器茶具、器乐酒具、人物分类、亲属关系、宗法礼仪、人伦秩序等，世间万物，应有尽有。尤其该书在解释各种事物名称时，引用了大量的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其中有的是转引自汉文典籍，有的是取自本民族的《大诗》等原始资料，对于人们了解西夏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形态，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全书残缺较多，今仅存第一、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卷较完整以及第三、第四卷各存其半。

《五声切韵》是一种系统的西夏语音表，也有几种类型的版本。常见的一种共77面，编于西夏乾祐四年(1173年)，属仁宗仁孝统治时期。书中把所有的西夏文以声、韵为经纬，分别排列成表，横行同韵，竖行同声。各表也以平、上两声为序，每声中又依重唇、轻唇、舌头、舌上、齿头、牙、正齿、喉、流风等九品音为先后。该书与汉语音韵学书籍中的《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相近似，也可能就是仿照后者编成的。

其他西夏文的字典辞书还有很多，如解释同义词的词典《同义》等。在中国边疆少数民族中，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其间战乱不止，能创编出一套在官方和民间普遍采用的文字符号，而且能编撰出如此众多门类纷繁的字典辞书，说明党项民族的文明程度和文化修养是相当高的。

西夏文字随着党项人的迁移，曾经广泛传播开来，从传播区域上看，在西夏版图内，东起陕北，西至敦煌，北到内蒙古额济纳旗，南到固原，都曾发现过西夏文字的文物遗迹，这些文物包括西夏文书，西夏碑刻等等。西夏文字的传播甚至远远超出西夏境域，远播到汉族聚居的腹心地带，如北京、保定、杭州等地。

从西夏文字的使用时间上来看，西夏文字的生命力也比较顽强。不像有些民族的文字那样转瞬即逝。西夏灭亡后，西夏文字并没有马上消失，仍在流传，直到明朝中期还有党项遗民在保定修造西夏文石经幢，前后持续时间有四百六十余年，这说明西夏文字的生命力是比较顽强的。

从应用范围上看，西夏文涉及西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西夏国与其他王朝、民族政权间的往来公文;有译自汉文的典籍，如《论语》《孟子》《孝经》《孙子兵法》《黄石公三略》《六韬》等;有西夏人自撰的作品，如《文海》《音同》《义同一类》《三才杂字》等西夏文字辞书，夏汉对音对义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以及百科性辞书《圣义立海》等;有《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等法律著作;有文学作品和佛经等。此外，还有用西夏文字书写的审案记录、契约账目、医方历书，以及西夏碑刻、印章、符牌、钱币等。

明代中期以后，西夏文字成为一种无人能识的死文字。20世纪初，大批西夏文献陆续出土，特别是西夏王陵，更成为西夏文字出土的重要考古场所，许多中外学者对西夏文字进行了卓有成就的研究。通过对西夏文字的研究，一些西夏历史上的谜团渐渐揭去面纱，被世人遗忘数百年之久的西夏文字也重新焕发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