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瓷器对外交流的辉煌历程

▲清乾隆时期的粉彩纹章盘

▲清康熙时期的青花矾红描金花卉八方肉盘

▲清乾隆时期的咖啡壶

▲明天启时期的红绿彩深钵

一瓷跨千年，文明越山海。瓷器，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景德镇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瓷器产地，以瓷器制作工艺和陶瓷文化闻名于世。从古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中国瓷器以其精美的工艺和独特的艺术价值，传播到世界各地，促进了中外的交流和发展，成为各国经济交流、文化交融的重要见证。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通过瓷器这一重要载体，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增强了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认同。

瓷器：从中国到海外

中国是世界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原始瓷自商周时便已出现，成熟于东汉，盛行于唐宋元明清，对周边诸多国家的陶瓷烧制技术形成广泛影响，并出口到东南亚、西亚，并远至非洲。从唐代开始，中国的商人就曾进入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等，与阿拉伯人和波斯做瓷器贸易的生意；到宋元时期，这些瓷器得以在欧亚非旧大陆贸易和流通。由于当时欧洲路途遥远，中国的瓷器还未与欧洲进行贸易往来。自15世纪末到16世纪，这一切都得到了彻底的改变。

这一改变是随着欧洲地理大发现开始的。1497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率领船队从里斯本出发，绕过好望角开始了新的探索。1498年5月，达·伽马船队到达印度南部大商港卡利卡特，这里离中国很近，不久欧洲人开始直接与中国进行贸易。这意味着中国和欧洲遥遥相望的历史结束了，这两个地区的人们可以面对面进行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了。

古代的中国是一个手工业发达的国家，不仅是瓷器，其他的手工艺品也都非常有名。从唐代开始到中国来经商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非常多，因此大量的中国商品进入这些国家，在这些国家的文献中记录了不少对中国手工艺品的评价。

10至11世纪阿拉伯学者撒阿利比说：“阿拉伯人习惯于把一切精美的或制作精巧的器皿，不管真正的原产地为何地，都称为‘中国的’……在制作珍品异物方面，今天和过去一样，中国以心灵手巧、技艺精湛著称。”（张广达《西域史地丛稿初编》）13至14世纪的阿拉伯学者伊本·瓦尔迪也写道：“中国人政治清廉，公正贤明，善于工艺、雕刻和绘画。”他还认为，在古代阿拉伯人对中国的各种赞誉中，最集中、评价最高的是手工艺品。14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说：“中国人是各民族中最精于工艺者，这是远近驰名的。”他到过中国杭州，他的印象是“城内多能工巧匠，这里织造的绸缎以汗沙绸缎著称。”在法籍伊朗学者阿里·玛扎海里的《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一书中也写道，在19世纪欧洲工业产品席卷全球之前，中国的物质产品一直是世界最优良的商品，当时在海上和陆地上的丝绸之路中，商人们贩运的不仅是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还有铁器、铜器、漆器等，其中包括铜镜、铁锅、火钳都从中国购买过来。尤其是瓷器，在中东一带非常盛行，景德镇的青花瓷就是当年伊斯兰国家定制瓷。今天，无论是去伊朗国家博物馆，还是去土耳其的托普卡珀宫博物馆，都能看到许多中国的瓷器，尤其是景德镇的青花瓷。

到1500年至1800年间，世界各地区之间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人们进入了世界近代历史的早期阶段。欧洲的商人利用这些航路的便利创立了西方资本的世界经济体系，农产品、手工业品以及其他各种商品，包括瓷器都可以到达遥远的异地市场。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的许多商品包括瓷器开始被出口到欧洲，以及欧洲以外的国家。

15世纪以后，全球贸易规模扩大，世界各地开始进行与日俱增的交换活动，包括商业、科技和知识。全球贸易范围的转型与扩大，其中的一个影响便是亚洲商品可在欧美两洲获得，尤其是中国这个自古以来手工业产品发达的国家，在贸易交换中受到了欧洲商人们的青睐，而最具中国特色的瓷器成为一项真正“具有世界性身份”的商品，亦即所谓物质文化的“全球化现象”。自此开始，中国瓷器的纹饰、色彩和形制，得到了真正的全球化式的首场展示。虽然16世纪之前中国瓷器也大量销往亚非大陆，但却很少出现在欧洲。随着1497年达·伽马自葡萄牙出发，展开他绕过非洲前往印度的划时代之旅时，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千叮万嘱，交代他务必带回两样西方最渴求的物事：一是香料，二是瓷器。

16世纪开始，中欧贸易与文化交流日渐频繁，瓷器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商品之一，源源不断地输入欧洲地区。今天，如果到欧洲各大博物馆参观，都能看到中国的瓷器；在欧美大陆的许多旧房子里或一些家庭中，也会看到几件祖上流传下来的中国瓷器。可见，中国瓷器在当时与欧洲的贸易量有多大。中国瓷器不仅见证了中欧贸易发展，也成为东西方文化互动交流的载体。

瓷都：世界的景德镇

景德镇制瓷发掘到的最早的窑址是在晚唐。宋代时期，景德镇因制瓷而被赐名。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官窑设在景德镇，景德镇成为一座陶瓷手工业专门化城市。在17至18世纪，可以说没有哪座城市有景德镇在世界的知名度高，它的名字随着它所生产的瓷器而传遍世界。景德镇的瓷器做工精良，有着先进的生产规模和严密的组织结构，代表着在蒸汽带动机器时代来到之前手工艺产业的最高峰，代表大规模集中制造生产最壮盛的成就，在全球瓷器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当时的中国，疆域辽阔，GDP雄踞世界之巅，且增长迅猛。这一时期，景德镇的瓷器生产亦达到了巅峰状态，其生产的精湛艺术品，不仅遍布欧洲，也深入中东、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当我们从景德镇瓷器的外贸路线出发，回看全球文明交流互动时，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便清晰可见。通过深入研究16至18世纪景德镇陶瓷贸易，不仅可以洞察欧美主导的“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全球陶瓷贸易网络”的形成过程与线路，还可以看到人类在跨越远距的商业交换活动中是如何形成一个“世界体系”，并构成一系列交叠互动的多重经济体和一个极其复杂的交易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景德镇的陶瓷贸易将欧亚大陆的极大部分串联在一起，最后又借由欧洲链接了美洲大陆。由此，中国成为这个世界体系中最重要的关键枢纽和带动这个世界体系运转的发动机。

通过景德镇的瓷器输入，欧洲人对中国这一遥远的国度有了更直观的形象认知，无与伦比的精美画面和独特造型，令整个欧洲为之惊羡。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如讲究礼教人伦的传统，更让欧洲人看到了一个文明的礼仪之邦。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100年间，欧洲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尤其是景德镇的瓷器成为欧洲上层社会最贵重的时尚品与奢侈品。欧洲甚至将瓷器的英文名与中国“China”同名，后又将瓷土命名为“高岭土”（“高岭”是景德镇出产瓷土的一座山的名字），这足以看出景德镇瓷器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影响有多大。

17、18世纪，景德镇的官窑专注于为中国皇家精心制作瓷器，而民窑则以其卓越的工艺服务于全世界王公贵族。为了满足世界贸易市场巨大的需求，这座城市不仅构建了最全面、精细的手工陶瓷生产体系，还引入了当时最先进的手工流水作业线。这种高效的生产模式，使得景德镇的瓷器制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据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景德镇瓷器的制作流程极其复杂，“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需经过“七十二道工序”的精心打磨，才能最终成器。这种“过手七十二”的细致分工，充分展现了当时景德镇在瓷器制作领域的先进性和创新性，即使在18世纪，这样的流水作业线也是极其罕见的。

不仅如此，景德镇还汇聚了全世界最顶尖、规模最大的制瓷工匠队伍。这些工匠通过血缘、地缘关系，构建了手工业时代最为完整和先进的行业分工体系及管理模式。在群体生产的过程中，他们融入了礼俗社会中的行业规范、信仰及语言体系，从而形成了复杂而高效的传统陶瓷行业运行机制。法国传教士殷弘绪在景德镇目睹了这一切，他在信中赞叹：“看到这些器皿如此快速地经过如此多人之手，真是令人惊奇。”

其实，自元代起，景德镇的工匠们就开始承接来自伊斯兰国家的青花瓷订单，他们精心描绘着繁复的植物图案和陌生的阿拉伯文书法。这种经验的积累在16至18世纪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能够游刃有余地应对各种客户需求。无论是欧洲贵族定制的复杂家族纹章，还是伦敦、巴黎各行各业行会的独特纹章，如贩鱼业、屠宰业、糕饼业等，景德镇的工匠们都能一一呈现。此外，面对这些外来订单，景德镇的工匠们还需绘制罗马神话、圣经故事以及欧洲时事等画面。由于这些特殊制作的需求，饰有西式图案的瓷器价格自然不菲。广州的荷兰商人向荷属东印度公司董事透露：“欧式画面或人物会比中国本土纹饰贵上一倍。”面对欧洲及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瓷器需求，景德镇工匠们的绘画技艺得到了显著提升。只是，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景德镇已难以兼顾除欧洲以外的东南亚、西南亚、东亚、北非、东非等市场，这些需求逐渐转移至福建及广东一带的沿海窑口，从而推动了沿海地区的陶瓷产业发展。

传播：瓷器以及物质文化塑造

在现代社会，瓷器已经成为人们眼中的一种寻常物品。但是，回看中国瓷器的对外经济贸易史和文化交往交流史，中国瓷器的发明是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中国瓷器的输出，不仅影响了众多国家或地区的生活方式，更在无形中塑造了当地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礼仪。

从生活方式的改变来讲，在中国瓷器传入之前，东南亚一些国家没有理想的、适宜的饮食器具。在马来半岛洛坤附近、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中部、文莱一带古国“饮食以揆叶为碗，不施匙筋，掬而食之”，有的“饮食不用器皿，缄树叶以从事，食已则弃之”“以竹编、贝多叶为器，食毕则弃之”。作为临时替代品的树叶、竹编或贝多叶等，既不卫生也不便于长期使用。随着中国瓷器的输入，这些地区的生活方式得到了显著改变。中国瓷器因其卫生、实用和易于清洁的特点，迅速成为了东南亚人民理想的饮食器具，“寻常人家……盛饭用中国瓦瓮”。对于一些相对贫穷落后的地区，中国沿海一带烧制的粗瓷成了他们的首选，因其经济实惠且质量可靠，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瓷器在东南亚的普及和流行。

中国瓷器的输入不仅改变了东南亚地区的生活方式，也对欧洲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显著影响。17世纪之前，因为缺少勺子、杯子、盘子等餐具，欧洲很少有人单独用餐。所以，用餐是一种社会性的群体行为，即大家共用碗盘。在当时的风俗画中可以看到，集体共食是常态：众人共享一杯、一碗、一盘、一勺吃喝。当时的礼仪手册中还特别强调：“喝前，切记先用布把你的嘴和手擦净，才不会弄脏杯子，否则同桌的人都不想和你共饮。”这一习俗即使在今天还有所保留，但它背后的原因和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中国瓷器普遍进驻欧洲餐桌后，集体共享的进食风俗逐渐在上流社会中消退。这一转变不仅带来了卫生观念的革新，还深刻影响了人们的自我节律和社交礼节。中国全套瓷器餐具的引入，不仅为每位用餐者划定了专属的进餐空间，还促进了同桌用餐者之间的互动更加自制有序。同时，餐桌礼仪的重点也随之转变，从原先如何共享公共餐具，转变为如何正确运用刀叉切割烤牛肉，以及如何优雅地使用属于自己的整套杯盘刀叉。这一变化标志着欧洲饮食文化向更高雅、更卫生的方向迈进。

另外，瓷器还是一种文化礼仪用品。当中国瓷器传播到日本时，它与中国的茶叶和禅宗相结合，形成了茶道文化，直到今天日本仍遵循唐宋旧制的点茶法：以竹筅将茶膏搅成绿色汤花，再端给客人饮用。整个过程和技巧费时、费工，需要大约30种茶具，遂成为“茶之汤”或谓“茶道”的中心焦点。在日本，“唐茶”茶叙大受欢迎，常伴有博弈与清酒。“茶室”自成一隅，与宅中日常起居作息区域分开，成为赏花、诵诗、赛香（参加者辨嗅各式香料）之场所。在这样的茶空间里必备之物包括：漆画屏风、带轴的绘画、带座的瓷瓶、青铜香炉与彩绣锦缎。这些道具和享用这些道具的人构成了一种以茶为中心的文化氛围，这就是茶道。这种茶道就是来自唐宋时期的中国文化。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物质产品的介入，往往改善的不仅是某种生活中的某个局部的器用方式，还连带了一整套的文明和习俗的再生产。 （东南大学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方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