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敏
印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根据文物及历史文献,大约最晚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在战国时期已被普遍使用。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随后制订了官印制度。皇帝用的被称为“玺”,臣子用的被称为“印”,印文由小篆刻成,印章的材质、大小、形状及印纽等则代表了官员的品级及官职。到了汉代,丞相及大将军使用的印被称为“章”,“印章”一词也由此而来。在汉代,印章已被广泛使用,还作为皇帝信赖与统治的证明被颁授给诸侯国及朝贡国。
隋唐时期,印章开始被用于书画等艺术品上,印章及篆刻也由此发展成为了一项艺术形式。
据说,日本印章文化起源于中国赠送的金印。北九州发现的刻有“汉倭奴国王”的金印(57年)以及史书上记载的中国赐给卑弥呼的“亲魏倭王”印(238年),就是这样的实例。不过,由于当时的日本还没有学习汉字,也没有使用印章的习惯,因此,很多专家对于“汉倭奴国王”印是否真正作为印章使用持怀疑意见。
日本真正开始使用印章是在701年的大化改新之后。随着《大宝律令》的颁布,官印制度也被引入日本。而它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被引进则是在江户时代。承应二年(1653年)赴日的临济宗黄檗派禅僧独立性易(1596-1672)被誉为日本篆刻之祖。独立性易学识渊博,书法功底深厚,在中国时就十分有名。他陪同隐元禅师(1592~1673年,1654年赴日的禅宗僧人)前往江户,启蒙书法,并在当地传授了明代篆刻,首次介绍了石印的刻法。
延宝5年(1677年)赴日的东皋心越禅师(1639~1696年),为江户时代大名徳川光圀所聘,传授篆刻艺术,与独立性易一起被誉为日本篆刻之祖。江户时代后期,篆刻在日本兴起,影响遍及各地。
自古以来,作为权力的象征,印章被广为使用,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篆刻亦流行于世。后来,几经变迁,印章文化发展成为融于日本民众生活中的一项制度被确立起来,形成了今天独特的日本印章文化。
今天的日本,在日常生活中被实际使用的印章大致分为三类。即需要在地方政府登记认证的“实印”、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使用的“银行印”,以及不需要登记认证的“认印”。作为承认某事的书名签名,印章文化已根植于日本的日常生活中。
在中国,虽然印章的历史更为悠久,并与书法等艺术相结合,形成了独有的印章文化,但却没有像日本那样根植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不过,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远程办公模式受到鼓励,加上无纸化办公技术的发展,盖章确认的习惯开始面临困境,日本独特的印章文化似乎正处于十字路口。
日本独特的印章文化也催生出了“旅行集章”这一有趣的旅行方式。近年来,“旅行集章”风潮也在中国兴起,中国各大景点纷纷推出了各具特色的印章,吸引广大集章迷前来游玩打卡。
2022年恰逢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4月至9月,由中国驻大阪总领馆主办、中日两国地方政府协办的中日友好打卡拉力赛在关西地区的两府四县(京都府、大阪府、和歌山县、奈良县、兵库县、滋贺县)举行。活动采取两国民众都喜闻乐见的“盖章旅行”方式,鼓励大家走进中日友好纪念地,重温两国友好交流历史。
活动的第一站在和歌山县举行。4月9日,和歌山大学、近畿大学、大阪公立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与和歌山信爱大学的日本学生一起游览了作为学问僧入唐求法、将真言密教传入日本的空海开创的高野山真言宗总本山金剛峯寺;参观了和歌山县立博物馆内珍藏的,代表山东与和歌山近40年来深厚友谊的孔子塑像;并在770年由唐代僧人为光上人开创的纪三井寺里,瞻仰了刻有中日友好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中日友好协会首任会长廖承志先生写给和歌山县日中友协的题词“中日友好、千年万年”的纪念碑。中日年轻人不仅饱览美好风光,亦重温了两国友好交流的往事,还集齐了打卡活动三枚印章,纷纷表示不虚此行。
大阪公立大学大学院机械工学研究科的李泽林表示:“我是第一次来和歌山,对和歌山的历史和文化遗产都充满了好奇。通过这次活动,我不仅了解了和歌山与中国的渊源,还交到了一群日本朋友。这一天累并快乐着,期待下一次和他们的相见,也期待下一次能够参加这样能够促进中日交流的活动!”
千年来传承于中日两国的印章文化在今天,化作了联系两国人民友情的牢固的文化纽带。
王敏:旅日学者,在日本工作生活37年。现任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名誉教授、日本亚洲共同体文化合作机构顾问、中国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等。历任日本首相恳谈会(推进国际文化外交)委员、内阁推进国际文化交流委员会委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