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扬州的两大特色：少年追捧的时尚必备之物

文｜郭晔旻

无论如何，李白所来到的扬州，正处于自己历史上的黄金时刻。用美国汉学家薛爱华（E. H. Schafer）的话说，它是“8世纪中国的宝石……是一座熙熙攘攘的中产阶级城市，金钱在那里轻松地流动，……是一座衣着考究的城市，一座随时可以获得最好的娱乐的城市”。

唐代马球纹铜镜，现藏扬州博物馆

当时的扬州至少有两样物品驰名全国。其享誉盛名的青铜镜，至隋代已窥其一斑，也成为群臣讨好君主的进贡物，“隋炀帝喜奢侈，幸江都，王世充献铜镜屏”，后者因此而迁江都通守。到了唐代，扬州的青铜镜发展到顶峰，成为最著名的特产。天宝年间（744-756年），扬州市场上的漆背金花镜需要三五千钱，而当时“绢一匹钱两百”。可见当时铜镜价格之昂贵。即便如此，人们依然趋之若鹜。《太平广记》记述了韦栗女儿欲在扬州集市购漆背金花镜不得，“岁余女死”，魂魄回来买镜的事。而唐明皇也曾将“光生百炼金”的千秋镜赏赐给群臣以示恩宠。

另一件则是唐代扬州出产的毡帽，由于质地坚韧，式样美观，很有销路。宪宗时裴度主张对淮西割据势力用兵，遭到反对派的忌恨，派人来刺他，据说就因为他戴的是扬州毡帽，保护了头部才侥幸不死。扬州毡帽自此更出了名。“是时京师始重扬州毡帽”，长安的人士都喜欢它，以致供不应求，“此间甚难得扬州毡帽，他日请致一枚”，托人到扬州或别处去买。李廓《长安少年行》诗中说，长安少年“划戴扬州帽”，这成为一种时髦。

江苏扬州京杭大运河邵伯码头，得名于附近邵伯镇，与今天扬州市邗江区相望，现保存有四个古码头

话说回来，对于大唐帝国而言，扬州最重要的价值仍然是贯穿全城的大运河。隋末天下大乱，中原地区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唐朝建立之初，即需仰仗江淮之米，高祖武德二年（619）八月，扬州都督李靖运江、淮之米，实洛阳，这是唐朝有关江淮漕运的最早记载。唐初天下的统一和政局的稳定更加速了江淮农业经济的发展，遂使其成为中央粮食的重要来源。随着官吏人数的增加，对于漕粮的需求也日渐增多，唐太宗江淮每年“水陆漕运不过二十万石”，武则天时江淮漕运额增至一百万斛，开元年间更增至二百五十万石。就像白居易在《长相思》里写道的那样，“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流经扬州的大运河作为南北经济交流的命脉，其作用愈益重大。李白多次往来于江淮之间，常在运河畔重要城邑逗留，其在楚州所写《淮阴书怀寄王宗成一首》中的“大舶夹双橹，中流鹅鹳鸣”就生动写出了当时大运河上的景象。

只不过，扬州虽好，终非故乡。开元十四年的秋天，李白开始想家，《秋夕旅怀》将他的这种情感表露无遗：“凉风度秋海，吹我乡思飞……含悲想旧国，泣下谁能挥。” 这年冬天，他离开扬州，踏上了回乡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