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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的收藏之旅:探寻最高等级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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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的收藏之旅:探寻最高等级珍宝


商皿方罍(léi),为商代晚期青铜器,是“外形与内涵”兼具的“神品”,被誉为“方罍之王”。

文:杨子

但凡一个收藏家如果开始收藏中国青铜器,应该算是玩到收藏的最高等级了,因为青铜器不仅是国家之重器,更是全世界全人类都为之赞叹的世界顶尖艺术品之一。世界各大博物馆与私人收藏大家无不为能拥有一件中国优秀的、工艺达到极致的青铜器而骄傲。

时间回到2006年,具有近3000年历史的西周青铜器“周宜壶”在上海崇源拍卖会中以1000万元起拍,最终以2640万元成交,创内地青铜器拍卖的最高价。

这样的例子并不多。青铜器是受国家文物部门保护的,不准随意在市场交易和上拍;每年少之又少的青铜器拍卖,是相关部门依据《文物法》批准的,上拍必须是1949年前出土的,并有明确著录的才可以。这样一来,拍品数量少、成交率低是必然的。


问鼎中原

把握青铜器的价值,要从历史渊源入手。中国青铜器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已经确立了它象征王权的等级,哪怕王朝的更替;拥有者依然都是历朝历代的“王者”,直至中国最后的一个清王朝即将消亡,才轮到非同一般的达官贵人来收藏,李鸿章、端方、罗振玉、梁上椿、刘体智即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代表人物。

象尊

青铜器属于铜与锡的合金制品,广义来说,是指所有青铜制造的器具,除礼器、乐器外,还有兵器、工具、车马器及其他生活用品。狭义说,也是一般的说法,只称礼器、乐器两项。源于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却赋予了历史艺术的含义。据史料记载,中国青铜器时代源于夏朝和周朝。但更有记载,中国的青铜器早在夏周之前就已出现。

青铜器的本身价值,可通过陕西省董家村出土的西周时期的“裘卫四器”上的铭文得以证实,该器物现在分别收藏在陕西省博物馆和宝鸡市博物馆,其中“卫盉”与“卫鼎”上的铭文记录了青铜器和玉器当初的交易价格。铭文大意是:“天子举行建旌大典、诸侯皆须送礼,于是‘矩伯侯’为筹备一份礼品,向‘裘卫侯’订制了一套车马上配用的青铜器,以及一对玉虎和一片玉璋,以八十萠(一萠十贝),十三田(一田等于一百亩),和一大片林地(大而无法丈量)进行交换。”可见青铜器和玉器在当时的订制价格已是千亩土地的等价。

裘卫盉,西周恭王三年器,与五祀卫鼎、九年卫鼎、裘卫簋合称“裘卫四器。

而古史所记“夏铸九鼎”,更是对中国青铜器价值的一次集中体现。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用各诸侯朝贡的铜铸造了九只气壮山河的大鼎,九鼎由三件圆鼎、六件方鼎组成。鼎上铸有九州山川名物。自此,九鼎被视为国家权力的象征,拥有九鼎,就拥有全国最高的政治权力。“鼎在国在,鼎失国亡”。

夏朝灭亡后,九鼎被商朝所得。商纣王时,周武王联合诸侯国伐纣,推翻商朝,建立周朝。九鼎于是成为周的镇国之宝。春秋时,诸侯国势力不断强大,周朝统治日渐衰落。齐、宋、晋、秦、楚五霸先后称雄,都有意图谋九鼎以代周室。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北伐陆浑之戎,进军周室边界,观兵周郊,以显示武力。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前去劳军。楚庄王向王孙满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知其心怀叵测,针锋相对地回答说:“一个国家的兴亡在于有没有仁德和天命,不在于有没有九鼎和九鼎的大小轻重,周王室虽然衰微,但天命未改,九鼎的大小轻重是不能随便泄露的。”楚庄王自讨没趣,悻悻而回。

西周亡后,鼎被秦所取,公元前296年,秦昭王在运鼎回国经泗水时,一鼎突然跃入水中,当时打捞未果。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于公元前219年还派遣千余人到泗水打捞周鼎,当然还是不了了之。而关于问鼎中原和泗水捞鼎的故事就流传下来,不但见于文献史料,还成为我们今天的口头文学。而山东嘉祥城南武宅山出土的泗水捞鼎画像石,更是栩栩如生地描绘了鼎被捞出水面时系鼎绳被鼎中忽然伸出的龙咬断,鼎复落水前一瞬间的生动场面。

经典汉画故事“泗水捞鼎”的不同版本


司母戊鼎、四羊方尊

青铜制品和其他制品一样,先出现的是一些小件工具和其他器物。到了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制作业也已经具有相当规模。青铜器种类繁多,制作精巧,造型准确。到商代后期,青铜器制作水平达到了高峰,青铜铸造业不仅规模大,而且质量高。大量的青铜容器上,常常铸出三重花纹,衬底用云雷纹,上面凸起兽面纹,主纹之上又加几何纹等。器内有时还铸出字数不等的铭文,颇具时代特征。

我国现存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就出现在这个时代。司母戊鼎重875公斤、通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是祭祀的器物。“司母戊”即“祭祀母亲戊”,司母戊鼎是商王祖庚用来祭祀他的母亲妣戊的。

司母戊鼎是用传统的浑铸法整体铸造出来的。铸造前,先用陶土塑模,然后翻范,范分腹范、顶范、底范和洗口范。范制好后,组合成铸型。司母戊鼎的鼎足是与整个铸型连为一体的。其中三个鼎足作为浇铸时的浇铸口,一个鼎足作为排气口。铸造时,将大型熔炉置于铸型鼎足的外侧,当熔炉中的青铜熔化之后,将铜汁从三个鼎足口的洗口范上慢慢往铸型里灌注,待鼎身铸好后,再在上面安模、翻范,浇注鼎耳。这样,巨大的司母戊鼎便铸造出来了。司母戊大鼎需要二三百人用七八十斤重的将军盔,协同合作才能制成。这种大规模的生产和复杂的工艺过程,说明我国青铜冶铸业早在商代就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司母戊鼎

司母戊鼎后来被发现,还有一段传奇的经历。1939年3月,这只鼎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吴玉瑶家的农田中,因鼎太重太大,一时无法搬运,重又埋回土里。日本侵略者又多次强索,为免遭掠夺,人们把它埋入地下,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重见天日,现在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四羊方尊是商代又一知名的青铜器。四羊方尊造型雄奇,寓动于静。它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喇叭状劲张的方形口部,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几乎接近器身的高度58.3厘米。尽管尊口很大,由于尊的四角有4只脚踏实地的山羊,所以没有给人头重脚轻的感觉。

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图像和立体雕塑结合起来,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匠心独运,恰到好处,不愧是古代青铜艺术最杰出的珍品之一。现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四羊方尊


曾侯乙编钟

青铜冶炼技术到春秋战国已经达到鼎盛。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代表就是曾侯乙编钟,它是我国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套大型编钟。编钟分8组,共分3层悬挂在铜、木做成的钟架上。由6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着。65枚编钟(包括1枚镈)的总重量达3500千克,它的重量、体积在编钟中是罕见的。

钟上大多刻有铭文,上层19枚钟的铭文较少,只标示着音名,中下层45枚钟上不仅标着音名,还有较长的乐律铭文,详细地记载着该钟的律名、阶名和变化音名等。这些铭文,便于人们敲击演奏。曾侯乙编钟音域宽广,有5个八度,比现代钢琴只少一个八度。

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之所以得名,是因为此钟为曾侯乙所造。曾侯乙是地处楚国境内北部的曾国皇宫的一名乐师,他对音乐要求非常严格。后来铜碌山发现了一块巨大的天然铜,质地纯净,重达万斤。曾侯乙很早就想制造一件伟大乐器,于是派人连夜赶到楚境,将铜运回。运铜途中遭到楚国的三次截击,最终还是有惊无险地运回到曾国。

编钟铸成后,曾侯乙大摆宴席,编钟奏响震铄天地,场景之恢宏可谓空前绝后。秦王闻听编钟之事后,派乐府总管亲往观摩,乐府总管深知秦王之意,领命前往。秦乐府总管到曾国后,晓以利害、动之以情地对曾侯乙游说:秦强大无比,且雄霸中原之心坚决,楚国尚不敢开罪,何况这小小的曾国。只要献上编钟,秦王大悦,就能保全你曾国清平康乐。曾侯乙虽是个刚正贤雅之人,但为了举国百姓的生死,不得不委曲求全,答应将编钟献于秦王。

当夜曾侯乙遣去众人,独自留于乐宫之内,对着编钟挥泪作别,然后离去。整套编钟被运送到大秦后,秦国庆祝胜利,杀猪宰牛犒劳军士,并在秦百万大军围观下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声乐歌舞表演。当压轴戏编钟演奏时,秦王大惊,因为编钟可以发出世上最纯粹的音乐,这音乐竟能净化秦国士兵的心灵,让他们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人间的美好,军士们的兵器纷纷落下……秦王开始把编钟当成烫手的山芋,于是秘密派人射死曾侯乙,以编钟是曾侯乙毕生的心血,尊重曾侯乙为由,命编钟陪葬曾侯乙。

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故事。1979年,湖北随州城郊的一个小山包上,沉睡于地下2430年的曾侯乙编钟得以重见天日。这是我国文物考古、音乐史和冶铸史上的空前发现,轰动了全国,震惊了世界。1997年7月,在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庆典音乐会上,编钟奏出了中华民族的世纪强音。


时代衰落

青铜器制造从秦朝以后就渐渐衰落下去。从战国到西汉年间,青铜器越来越少,其原因是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人们发现,用土陶烧制器皿更容易。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用青铜制造器皿太昂贵,且土陶器物的重量远比青铜器轻便。

秦始皇时期开始实行统一的度量单位,制造工匠也开始将青铜器的重量和主人的姓名标刻在器物上。汉朝后,人们开始在镜面周围刻饰几何图形和雕像,包括战车和战马,也有真实和神话中的动物图案,等等。秦朝后的中央集权制替换了封建割据的局面。用于青铜器雕饰和礼仪的器皿在随后的数百年间陷入衰亡。六朝时期,封建割据受到外来影响日益强烈。北方深受匈奴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影响,南方却保留了自汉朝以来的传统。南方继续沿用青铜制造器皿,而北方大量采用土陶。

古代青铜器

到了唐朝,出于爱好,或是出于复古以宣扬传统礼教之目的,又开始仿造先秦青铜器,到宋朝时达到鼎盛。当时金石学兴起,公私皆以收藏商周青铜器为乐事,宋宫廷曾据内府所藏商周青铜礼乐器大量仿造,以为郊庙之用。

政和年间,由于宋徽宗酷喜古物,常命良工仿制新得之古器。南宋之后,铜器常被销毁铸币,宋代仿制古器流传到现在的为数较少。但宋代仿古之风延续至元、明、清时代。元代时诏修诸路府州邑县之庙宇以供春秋祭祀。元成宗时为此设置了出蜡局,以仿制古祭器。明代的仿造规模甚大,留传于世的作品也较多。

明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因见郊坛宗庙及内廷所设之鼎均非古制,遂生复古之心,于是在宣德三年敕谕工部仿照宋人《考古图》、《 博古图 》等书所记商周青铜器器形,铸造仿古铜器,同时也下令仿造内府所藏名窑四款式典雅者铸铜器。但是无论如何,这时的青铜器制造,再也无法与先秦时期相媲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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