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国学热的持续升温,尤其是近年来各大拍卖场中宫廷文房器物的屡爆天价,对文创界的触动颇大,由此而仿制宫廷器物的现象随处可见。作为旅游纪念品或衍生品的开发,这本不奇怪,关键是在众多仿制品中的众多“臆造”中,器物“玺印”的疏漏和对器物组成元素的漠视尤为明显,这种现象如果仅仅体现出仿者的趋利本性尚可不见不烦,如果影响到对文物知识的无知,就不得不说了。
对宫廷器物而言,帝王的“玺印”,不仅是宫廷器物的基本标志,而且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不理解这方寸之地的奥妙,就不理解器物本身的内涵,不理解器物的内涵,则所仿之品就会失掉最基本的文化价值。所以,印章虽小,乾坤广大。
大约十几年之前吧,松花石宫廷御砚作为长白山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资源逐渐为国内文化市场所瞩目,从社会关注度的提升到众多松花石作坊的火热,让这一历史文化资源一度成为本土文化的亮点之一。遗憾的是在仿制的过程中,由于从业者历史文化知识和文物常识的滞后,仅知仿形而不知仿质,致使“玺印”这一最重要的标志,由于难以摹仿且在砚台整体造型中不十分显著而被忽略,让真正想要面对“御砚”遥想当年的收藏界抚砚无语。
以松花石琢制宫廷御砚源自康熙,经雍正、乾隆而成大观。成书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钦定西清砚谱》遂成为中国砚史中品类最全风格最丰富的集大成者。
《钦定西清砚谱》,二十四卷,目录一卷,由乾隆二年进士,历任侍讲,内阁学士,兵部、刑部侍郎,军机大臣的于敏中和乾隆十三年的状元、东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梁国治等奉敕编著,卷首为乾隆序。全书共图录历朝砚台240方。卷二十二至卷二十四为附录,附录卷首为松花石砚六方,并有按语载于首方“双凤砚”下,文曰:“松花石出混同江边砥石山,绿色,光润细腻,品埒端歙,自明以前无有取为砚材者,故砚谱皆未之载。我朝发祥东土,扶舆磅礴之气,应候而显,故地不爱宝,以翊文明之运。自康熙年至今取为砚材以进御者。内府所藏琳琅满目,仅择列祖暨皇上御用有款识者,恭采六方,绘图著说冠于砚谱之首,用以照耀万古云。”需要关注的是,“款识”者,印章铭文之谓也,松花石御砚在康、雍、乾三朝达200方以上,“款识”每方必备,砚谱所录只是其中皇帝用过的精品代表,其他用于皇帝赏赐功臣和藩属国的御砚,“玺印”都是最重要的标志。
对于鉴赏者而言,如“康熙年制”“雍正年制”等年号印章可能只说明年代,甚或可做历史事件的索引,而砚上闲章则从一个独特的侧面反映出皇帝自身的品性、修养以及情怀。
在《西清砚谱》所载的六方御砚中,康熙朝的松花石御砚题款是篆体的“康熙年制”,刻在松花砚上的玺印有“体元主人”“万几余暇”和“康熙宸翰”等。
我们知道,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历史中,被称为“大帝”者寥寥无几,而康熙帝就是其中之一。这位深爱汉族历史文化并对西方科技充满兴趣的帝王,14岁登基,在位60多年,文韬武略彪炳千秋,不仅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局面,而且品性宽厚,多施仁政,道家学说对其治国理政深有影响,所以谥号为圣祖仁皇帝。从他留在御砚上的闲章“万几余暇”中,我们仿佛能看到日理万机的康熙在难得的闲暇时光并不是沉溺于清宫剧中的后宫纠葛,而是时常倾心把玩松花石砚的可爱形象。而那方上刻乾卦,下刻坤卦,左青龙右白虎,中间篆“体元主人”的圆形印,更是充满道家哲学以天地之元气为本的深刻寓意。
康熙之后,勤于政事,以严刑峻法闻名的雍正皇帝,在位期间曾自诩“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虽然他在龙椅上只有短短的13年,但雍正王朝的一系列社会改革对于康乾盛世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从雍正年款的松花石御砚闲章上就可感受到他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感受。比如,雍正朝的松花石“苍龙教子砚”上有一方“为君难”的闲章,椭圆形玺面上位于中央的阳文篆字据考证乃雍正亲笔书写,左右饰以卷龙纹。整个印面设计与内容相得益彰,“为君难”三个小小的篆字在风起云涌的纹饰包围中,活脱脱道出了雍正作为君主的巨大压力和许多难以言传的无奈。
而继承父祖荣光的乾隆却完全是另一种心态。题诗作画,鉴赏文玩是这位盛世帝王的一大嗜好。祖父康熙的“万几余暇”到他这里成了“几暇怡情”“乾隆清玩”,类似这种心态的闲章还有“永宝用之”“得佳趣”“会心不远”等等。其中,被收入《钦定西清砚谱》的松花石蟠螭砚最具代表性。
这是一方工艺复杂,加工极其精湛珍品,由深槽砚盖、砚体、底座组成。其中,底座为六云首型足,在近乎高浮雕的盘龙底面中间有方圆印各一,圆者“乾隆清玩”,方者“奉三无私”。而方者所传递出的信息是告诉人们,乾隆皇帝并非简单的玩物丧志之辈,而是天地家国时刻装在心里。这句话出自《礼记·孔子闲居》:“奉三无私,以劳天下。”“三无私”意为: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要像天地日月那样无私。旧时多以此来比喻帝王以天下为公,不谋一己私利。再回看这方砚,金黄瓷白相间的松花石砚盖上有浮雕《芦洲白鹭图》一幅,阳刻乾隆题诗一首“毂纹摇漾水天秋,芦苇潇潇飐晚洲;妙趣南华谁解得,只应鸥鹭一群游。”诗本身表达的是古代文人的萧散心境,这符合乾隆的品味,落款玺印中的第一方“乾隆宸翰”就是这种心境的表达,而下一方的“惟精惟一”却提示我们,他并没有忘记治国理政的帝王身份。因为“惟精惟一”语出《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本身就是历代帝王的治国准则。因此,几百年后,当我们重新面对这方蟠螭砚,仍可见乾隆作为一代帝王投射在松花石中的心理映像。
文物,是历史的活体标本,开发也罢,衍生也好,都要知道宫廷器物中的“玺印”是极其重要的组成元素,要仿制必先解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玺者,印也;印者,信也。”这不仅是御用器物不可替代的标志,还是帝王们不动声色的自我表白,甚至可以说每一方印章中都有他们音容笑貌的倒影。明乎此,焉可遗之,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