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钱币：中华文明智慧的结晶

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钱币的作用与影响一直绵延不断，虽为方寸间的文物，却是大历史之产物，用金属溶液铸造钱币，自春秋至清是中国主要的造钱方法；秦始皇统一全国钱币后，外形为圆形方孔的金属钱在中国持续了2000余年；西汉的五铢钱形制，一直使用到隋代；唐代始行开元通宝的宝货制，沿用至清；北宋发明纸币，其影响至今。钱币的连续性凝结着文明的智慧，见证着繁荣与衰落，是了解中华文明的一扇窗，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物质载体。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南宋，“行在会子库”钞版。（图片来自学习时报）

钱币创新影响世界

自春秋有铸币始，铸造钱币使用的模具叫作“范”，至西汉末，通常使用平板范浇铸，成品数量受范的表面积制约，且其易于磨损，更新靠修模或重新雕刻，生产成本高；至新莽时有叠铸范工艺，先铸造正、反两面金属模，后用陶土于其中翻范，烧结后拼接，将多个合范叠落后浇铸，加大单位体积内的成品数量，同样成本之下，产出更多；至北魏太和年间，开始翻砂铸钱，先雕刻完整的金属钱模，用黄土和细砂掺和压实成砂箱为范，将钱模正、反面印在砂面上，然后将砂箱合拢浇铸。虽然成品数量受砂箱表面积影响，但砂本身低廉的成本，却弥补了这个不足，并提高了成品的标准化率，此法铸钱自此时一直沿用至清末。而翻砂工艺至今在世界范围的铸造行业内，仍然发挥其作用。

　　▲图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清，阿克苏局造乾隆通宝钱，乾隆宝藏银钱（图片来自学习时报）

古代金属钱币的特质是数量小时方便找零，随着经济发展，大额交易不便搬运钱币，又恐本地钱币外流，造成钱荒，唐代商人在世界上首创飞钱这种汇券，利用商业信用，探索出了解决上述问题的途径。至北宋的四川地区，地方政府在借鉴民间票券的基础上，经中央批准，发明并推广使用了世界上第一种纸币交子；随后的南宋、金等并立政权，皆做了完善，并与金属钱并行使用；纸币在元朝，一段时间内成为唯一的法定钱币。现今，纸币已是世界的钱币形式，极大丰富和推进了人类文明。2024年是纸币诞生1000年，这是中华文明在自身发展创新过程中，给全世界作出的独特贡献。

　　▲图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十六国，汉兴钱。（图片来自学习时报）

追求统一是钱币底色

在先秦时，钱币多由一政权、一城市发行，甚者由某个市场发行，流通范围窄，形制多样，制约了文明进步。秦统一全国钱币为半两钱，中国钱币有了形制统一的权威性；汉武帝将铸钱活动收归中央统一办理，铸造了形制、品质、重量高度标准化的“上林三官”五铢钱，完善了中国钱币政治统一的权威性，促进了全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团结。自此，钱币质量是否高度标准化，是衡量国家政治、经济是否健康发展的要素之一。纵观中国钱币发展史，每当有新政权出现，总要先理清前代弊政，加强对钱币的管理。

十六国时，并立政权成汉，首创在钱币上铸造政权年号，造了汉兴钱，显著区别于其他政权钱币，强化了统一性，在社会流通中，不断加深使用者的归属感，此法延续至清。唐德宗建中年间，由于河西走廊陷入战乱，致使今天的新疆部分地区失去了同中央的沟通道路，几成为“飞地”。那里的边民在极端条件下，仍然不忘统一，改中央铸币开元通宝形制，取当时唐朝年号，于当地铸造流通了建中通宝，以表达“向内凝聚”的美好向往。

　　▲图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突骑施汗钱。（图片来自学习时报）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下的钱币

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北魏是较早由边疆地区入主中原，建立起广大疆土的并立政权之一，孝文帝发起改革，促使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相互交融、取长补短，其间铸造了年号钱太和五铢，这是历史上首次使用翻砂法铸钱，对于不善手工业的游牧文化而言，这显然是与中原文明碰撞出的闪亮火花。

辽、西夏、金、元更是沿用秦时统一的圆形方孔形制铸造各自的钱币，并各具特色。辽虽广泛通行唐、宋钱币，但也用汉字为钱文，少量铸造了自己的年号钱，如清宁通宝等；西夏用西夏文和汉文都铸造了年号钱币，如西夏文乾祐宝钱、汉文乾祐元宝；金铸造钱币，最值得一提的是北宋将领后裔，金的科举进士党怀英，以汉字篆书书写“泰和重宝”四字，铸于钱上，文字美观，被后世竞相追捧收藏，而宋、金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冲突，党氏后人却成为金的社会精英，这是文化包容的结果；元初即用新发明的八思巴文和汉文同时铸造了至元通宝，尔后长期沿用宋和金的方法，发行纸币。

清从顺治后期开始，汉文和满文同在钱币上出现，汉文标年号，满文标产地。除此，“因俗而治”是清治理边疆的一大特点，乾隆前期平定了大、小和卓叛乱，维护了国家统一，由于新疆南部普遍乐用红铜铸造的普尔钱，为了统一，又要兼顾当地风俗，于是用国家统一的钱币形制，独在南疆开局用红铜铸钱，如阿克苏局、叶尔羌局等，史称“新疆红钱”，而新疆北部仍同内地用黄铜或青铜铸钱，如宝伊局；乾隆后期，在两次击溃廓尔喀对西藏地区的入侵后，清政府对该地进行改革。在钱币方面，由于当地乐用银币，便仿铜钱形制，钱文采用汉文、藏文对照阅读，造了银制乾隆宝藏钱，史称“宝藏钱”。这些都是文化在汇聚融合过程中，化解冲突、凝聚共识、多元统一的代表。

平等交流互鉴，共同发展

沟通、交流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代表，在这个过程中，文明间共生并存，互相影响发展。丝绸之路上常见的东罗马金币、波斯银币等外国钱币在中国境内的墓葬常有出土。其流传至此的过程，经历了与丝绸之路贸易有关的钱币交换。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钱币作为通货使用。中国领海发现的南宋时期沉船“南海一号”出土上万枚中国钱；境外发现的如印度尼西亚海域唐朝时期的勿里洞沉船出土400余枚，五代时期的井里汶沉船出土7000余枚，朝鲜半岛沿岸元朝时期的新安沉船出土28吨。相对的是，地理大发现后，世界航海贸易得到大发展。西班牙银币在明末批量进入中国，至清，进入中国的外国银币种类更加丰富，康熙时期，闽粤沿海地区民间乐用国外银元，乾隆末年，这种社会习惯已蔓延至长江流域的上海等地。

除此以外，中国古代钱币深深影响着周边文明的钱币，如粟特人仿照开元通宝造钱，在同一个钱币上同时使用汉文和粟特文；唐时雄踞中亚的突骑施汗国，仿中国钱币圆方孔形制，用自己的文字铸造了突骑施汗钱；晚一些的日本、越南、朝鲜等国也都按此形制铸造自己的钱币。无论外国流通中国钱币，以及中国使用外国钱币，还是中国钱币影响了外国钱币，均非中华文明或其他文明强加给对方的，而是平等交流互鉴的产物，是中华文明和平性所决定的。（完）（原凝结中华文明智慧的中国古代钱币）

作者/张安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