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地区夏文化探索的重大发现

#头条创作挑战赛#

为实施好“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重大项目，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稳步推进芮城坡头、夏县东下冯、忻州尹村等重点遗址发掘与研究的同时，积极落实考古前置工作，做好基本建设中文物保护工作的同时，以课题为牵引，从黄河北岸到云中山下，集中力量，多点位出击，做大课题，做强特色，力争形成一批推进相关研究走向深入的重要成果，尤其是近年平陆良庄、浮山东鲁、稷山东渠、原平大营等遗址的发掘，打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山西新窗口。

平陆良庄遗址：虞坂要塞上的冶铜人

良庄遗址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部官镇良庄村南，北依中条山、东邻划沟、西邻郑家沟，地形平坦，南距黄河约5公里。2022年11-12月，在平陆县部官扬水改扩建工程郑沟四级站及管线建设前期勘探中发现，经初步调查，遗址现存面积约6万平方米，被村庄和果树地破坏，整体保存较差。2023年8-11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在良庄遗址Ⅰ区（水泵站用地范围）发掘约500平方米，清理夏时期灰坑29座。

良庄遗址地貌（自北向南）

Ⅰ区地表原为房基或果树，遗迹开口在地表或是表土层下，破坏严重，部分灰坑仅残存坑底。灰坑多呈不规则形，底部不平整，在坑壁四周多掏挖大小不一的壁龛、底部铺垫大块料姜石是良庄遗址灰坑的特点。

遗迹虽遭破坏，但出土遗物丰富，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绿松石、小件铜器等。以陶器为主，从初步整理的3座灰坑来看，夹砂陶略多于泥质陶，灰陶占比约60%，褐陶占比约40%，泥质陶以灰陶为主，夹砂陶中褐陶居多，且烧制火候差，颜色斑驳不均。陶器纹饰以绳纹为主，篮纹、附加堆纹、旋纹次之，还有少量压印“S”纹、方格纹、圆圈纹、卷云纹等。器类有盆形鼎、罐形鼎、三足皿、花边罐、单耳罐、豆、鬲、甗、盆、簋、尊、敛口瓮、器盖、刻槽盆、盘、杯、碗、钵等。

罐形鼎

石器有石刀、石铲、石斧、石凿、石镞、石拍、砥石等，同时还发现一些与制作石器相关的石料、石片等；骨器有骨锥、骨簪、骨刀、骨针、骨簇等；蚌器多残碎，有蚌刀、蚌镞、穿孔蚌饰等；绿松石以管珠为主，还有少量的嵌片；小件铜器有铜镞、铜环、铜凿、铜刀、铜钩等，还发现3块铜矿石，2件鼓风嘴，此外还发现少量的卜骨碎片。

铜簇

除人工遗物外，还发现大量的动物骨骼，经初步鉴定，良庄遗址动物骨骼以家养动物为主，包括羊、猪、牛、狗等；野生动物为辅，包括梅花鹿、麂、兔、鼠、鳖目、雉、蚌等。从动物的死亡年龄判断，饲养或捕猎动物以获取肉食资源为主。

良庄遗址的文化属性，从陶器特征来看炊器以鼎、深腹罐为主，三足皿、簋、刻槽盆等器类显示出浓厚的二里头文化因素，而与中条山以北的东下冯文化差异明显，应属二里头文化。少量鬲、甗的发现，表明也受到晋南地区龙山时代以来文化传统的影响。从陶器陶系、纹饰及器类特征来看，其时代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甚至更早。

此次良庄遗址的考古发掘是中条山南麓平陆、芮城两县第一次正式发掘夏时期遗址，遗址现存面积虽小，但出土的绿松石、铜器等遗物显示该遗址非普通聚落，铜矿石、鼓风嘴的发现表明该遗址存在一定规模的冶铜行为。良庄遗址南依黄河、北靠中条山，翻过中条山即运城盐池，恰好处在沟通晋南与豫西地区交通要道——虞坂古道的要塞处。以前调查在良庄遗址附近还发现有东太、前柳树凹等夏时期遗址，这三者或许可构成中条山南麓二里头时期的聚落群。良庄遗址的发掘对我们探讨二里头时期晋南地区的文化格局、晋南与豫西的关系，深入研究早期王朝国家对晋南地区的管理与控制等问题提供了关键信息和线索。

执笔：崔俊俊

浮山东鲁遗址：夏商更替的“外围”视角

东鲁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浮山县天坛镇东鲁村西南500米，一处西、南、东三面临沟的平地上，西侧沟内原有小型溪流，东北与东鲁村相连。遗址地处涝河上游的丞相河附近，西南距离襄汾陶寺遗址30多公里，距离大柴遗址40多公里。

2022年5—7月在沁临高速浮山至临汾高速公路（一期工程）前期勘探中发现该遗址。2022年12月—2023年3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临汾市文物局、浮山县文化和旅游局（文物局）联合组队，根据勘探数据首次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期间，对遗址进行了初步调查，现存面积约5万平方米。

遗址地貌东北高西南低，地表原为耕种土地，耕种过程中的平田整地对遗址破坏较大。发掘区域内的大部分耕土层下即见遗迹和生土。

本次发掘共清理夏时期灰坑36座、陶窑1座。灰坑形状大多不规则，坑壁、坑底多是坑洼不平。出土大量人工遗物和丰富的动物骨骼。遗物包括陶器、骨器、石器等。陶器以灰陶为主，少量灰褐和黑皮陶。陶质有夹砂和泥质，泥质占比相对较多。可辨器型有陶甗、实足跟高领鬲、单把筒腹鬲、夹砂深腹罐、菌状纽器盖、带鋬罐、单耳罐、陶豆、双鋬深腹盆、管流爵、陶盉、陶斝、盆形鼎、小口折肩罐、陶尊、蛋形瓮（有圈足、实心三足、空心三足等三种类型）、陶拍、陶戳印等。多饰绳纹，有粗细、疏密之分；还有少量的弦纹、压印纹、彩绘陶等。骨器有骨针、骨镞、骨匙等。石器有石刀、石铲、石斧、研磨器等。

深腹罐

小口瓮

陶窑残存部分包括陶窑主体、窑前操作空间及一侧的台阶。陶窑主体由上至下分为窑室、窑箅、火塘。顶部被耕扰破坏，现存高度0.6-0.65米；开口平面近圆形，直径1.25米；底部平面亦为圆形，直径1.35米；窑室西侧设开口，宽度0.8-0.85米；窑壁斜弧，窑室整体应为馒头状。窑箅厚0.35-0.4米，设7个三角状箅孔，中间1个、周边6个，分布均匀；7个箅孔中，近窑口的箅孔直通上下，其余6个均在箅孔上放置调温陶块。窑室窑箅均为青灰色。火塘，口部呈不规则椭圆形，长径0.85米，短径0.5米；火塘上宽下窄，上部最大径1.39米，底面最大径1.15米，高0.5米。火塘内部堆积主要有两种：上层为历经多次的淤泥层，下层为灰白、黑色相杂的草木灰烬。火塘口部红烧明显，局部为熏黑色。窑前操作空间位于窑口西侧，平面近圆形，直径2.85米，自深1.82米，底部距窑口1米。从地面经由南北向7级台阶即可进入操作间，台阶高低不一，相邻落差在10-35厘米之间。

陶窑

灰坑遗迹中有一处废弃的窖穴，其坑内中部堆积发现有残破的敛口瓮、蛋形瓮（包括空三足和圈足两类）、深腹双鋬盆等，坑底保留大量炭化粟黍。

炭化粟黍

东鲁遗址出土的陶器组合及风格与东下冯类型的整体相似，器型特征与东下冯类型四期更为接近，测年数据显示其绝对年代在1500BC前后，时值夏商更替之际，这为了解王朝转变对核心区周边的文化影响，提供了重要的窗口。此外，遗址出土的大量粟黍谷物遗存，为进一步了解这一区域农业经济补充了实物资料。

执笔：贠泽荣

稷山东渠遗址：复杂多样的晋南

东渠遗址位于运城市稷山县稷峰镇东渠村北，2020年为配合稷山县体育场建设时勘探发现。遗址地处汾河下游，地势平坦，南距汾河约2公里，北距吕梁山约7公里。经初步调查，遗址现存面积约10-15万平方米，主要分布在东渠村与涧东村之间。

为做好该项目建设中的考古前置工作，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分别在2021年4-8月、2022年10-11月两次对东渠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共发现房址2座、陶窑2座、灰沟1条、灰坑43座。出土大量陶器、骨器、玉石器，以及丰富的动植物遗存。

2021年发掘区位于遗址西南部，发现主要遗迹有陶窑和灰坑。陶窑为结构简单的小型竖穴窑，自上至下由窑室、窑床、火膛组成，周围有操作间。灰坑除个别小浅坑之外，以不规则东西向长条状椭圆形为主，坑壁粗糙，坑底不平整，多口大底小，其中不乏一些规模较大者。

H34

大型灰沟G1及灰沟西部的窑洞是2022年发掘主要收获，G1平面呈东西向不规则椭圆形，东西长约23.5米、南北宽约7米、西侧深约2米、东侧深约4米。在G1西部发现窑洞式房址F201，为前后室结构，后室发现有灶，房前有残留的踩踏面及出入通道。整体来看G1与F201构成了一组小型“地下式”窑洞院落。

发现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玉器、蚌器等。经初步整理，陶器中夹砂与泥质陶比例相当，以灰陶为主，褐陶占一定比例，纹饰以绳纹为主，少量压印“S”纹、圆圈纹，附加堆纹、旋纹、弦纹、刻划纹、篮纹等。器型有高领花边双鋬鬲、高领双鋬鬲、单把鬲、甗、带鋬罐、单耳罐、深腹罐、平底浅腹盆、双鋬深腹盆、盘、钵、小口圆腹罐、折肩罐、小口尊、蛋形瓮、敛口瓮、器盖、豆、单把杯、四足方杯、爵、盉等，还发现少量的彩绘陶片。石器有石刀、石铲、石镞、石锛等，同时发现大量的石料及石器加工残件；骨器以骨镞为主，还有少量骨铲、骨针、骨簪等；此外，还发现玉钺及残铜刀各1件。

高领鬲

骨铲

玉钺

除人工制品外，动植物遗存也较丰富，已浮选出炭化植物种子25万粒，包括农作物粟、黍、水稻、大豆等，以粟为主，非农作物有藜、狗尾草、马唐、胡枝子、草木樨、猪毛菜、苍耳等，可能作为食用蔬菜、燃料或动物饲料。动物骨骼经鉴定，以家养动物为主，羊占主体地位，猪、牛次之，狗和野物动物比例较低，从动物死亡年龄判断，以获取肉食资源为主。

从出土陶器特征来看，东渠遗址明显区别于豫西地区二里头文化，与东下冯遗址文化面貌更为接近，但也受到晋中地区同时期文化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自身特色，其文化性质应属东下冯文化，时代大致与东下冯文化三、四期相当。出土大量的动植物遗存表明，东渠先民已掌握了较发达的农业生产技术，形成以种植粟为主，兼营畜牧业的混合农业生产体系。结合稷山一带“后稷”传说，大量农业遗存的发现，可能恰是“后稷教民稼穑于稷山”的考古学实证。

东渠遗址的发掘填补了临汾盆地西部夏时期文化的空白，从遗址规模和出土的陶盉、陶爵、玉钺、铜刀、彩绘陶等遗物来看，应是该区域一处核心聚落。以高领花边双鋬鬲为代表一类遗存，显示出二里头时期晋南地区复杂多样的文化面貌，对展现夏朝历史、研究二里头时期晋南地区的文化格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执笔：崔俊俊

原平大营遗址：晋北早期冶铜的力证

大营遗址位于忻州市原平县城北约28公里处的大营村西侧，属原平市沿沟乡所辖，南距唐昌遗址约2公里。地理单元属忻定盆地滹沱河上游，地势平坦开阔。

1984-1986年，忻州地区文化局和文管处曾组织专人进行文物普查，发现滹沱河两岸古代遗址分布密集，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代遗址共80余处。1987年3-6月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忻州地区文管处再次对其中的重点遗址进行了详细复查，并对原平市崞阳镇唐昌遗址进行了钻探与试掘，出土一批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时期偏早阶段遗存。

2023年7-10月，为配合国道108线忻州市境内砂河至石岭关段改建工程项目，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忻州市、原平市文物部门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大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夏代遗迹42处，其中灰坑41个、窖穴1处，出土陶器、铜器、石器、骨蚌器等各类文物100余件/套。年代以二里头时期为主。

出土器物

这一时期灰坑平面多不规则，壁面多斜直，另有部分筒形坑和少量袋状坑，坑壁和底面较粗糙，少见人为加工痕迹。出土陶器流行带沟槽高领鬲、蛋形瓮等，瓮、盆、罐流行双鋬和弦纹，部分器物可见麦粒状细绳纹。

H6平面呈不规则状，口大底小，斜壁，底部不平整，近筒状。口径长5.8、宽2.82、深1.74米。坑内堆积自西南向东北近坡状分布。出土陶器有鬲、甗、瓮、盆、罐、豆、碗、杯、圆陶片等，另有少量石刀。

H11平面近椭圆形，口大底小，斜直壁、平底，近筒状。口径长2.84、宽2.02米，底径长2.84、宽2.02、深1.32-1.38米。坑内堆积呈水平状分布，出土陶器有鬲、甗、瓮、盆、罐、豆、圆陶片等，此外还有少量骨骼。

H13平面近半椭圆形，斜壁、圜底。口径长5.72、宽5.5米，底径长2.48、宽1.88米，自深2.4米。坑内堆积呈水平状分布。坑内出土大量烧土块、铜渣和炭粒组成，包含骨头、少量陶片，陶片均有被烧过的痕迹。另出土石刀1件，串饰1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区的T1702③和T2002③各出土1件铜刀，前者为弧刃，刃部前窄后宽，尖锋上翘，背内凹弧曲，直柄；后者为长条状，柄残，平背。部分地层和灰坑中出土有铜矿渣。

该遗址陶器器类主要有鬲、甗、斝、蛋形瓮、盆、罐、钵等，高领鬲以正装双鋬手为多，鬲（甗）足多见高而尖的实足跟，同时也有较多根足底部为平者，两者根部多见三道竖向刻槽和横向绑缚痕迹。甗多敞口，斝上腹多见五花大绑的附加堆纹，蛋形瓮多红褐陶，内折沿，袋足多为实心足，偶见空足。从观察到的陶器标本看，高领鬲H7：38的口部形态与游邀晚期H129：1类似，但口沿外卷较甚，说明H7：38所代表的年代比H129：1所代表的时代要晚一些，高领鬲H13①：1与白燕四期一段敞口尖底袋足鬲H98：176相似；瓮式斝H7：83的上部形态与尹村T124③：18近同；盘形豆T0804③：2与游邀晚期H2：56整体形态类同，但豆盘沿面较宽，时代应略晚；H13②：13的敞口盆与定襄青石遗址H103上：9相像，时代应相去不远。从出土铜刀看，T2002③：3（凹背弧刃刀）与二里头遗址ⅤT203⑤：3、酒泉干骨崖M74：3、望京楼H202：1、东下冯T1022：4：19的青铜刀相似。另外在北区的③层出土铜刀的地层中还可见蛇纹鬲，但数量极少。综上，大营遗址年代应为二里头文化中晚期。

碗形豆

本次发掘重要收获是在该遗址确认了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时期中晚期的铜刀及铜炼渣，这是山西中北部地区首次发现铜器采冶相关遗存，打破了这类遗存只见于中条山南北两麓的认识。

执笔：贾文涛、高振华

以上四处夏时期重要考古成果都是在做好基本建设中的文物保护上取得的，这一方面受益于山西考古前置的快速落地，为保护工作顺利推进创造了更多时间和空间；另一方面体现出基建考古中关注重大研究课题的学术导向，特别是为山西地区以二里头时期遗存为主要探索对象的夏文化研究扩展了视角，也必将带动该问题的探讨进一步走向深入。

首先，该批材料的发现为明辨太行山西麓二里头时期的南北文化格局及二里头文化向西发展进程，提供了多个全新的路线和时段剖面。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到晋南及忻定盆地二里头时期遗存，是在当地龙山时代以鬲、甗、斝、瓮等三足器为核心的基础上发展蜕变而来，有着很强的黄土高原东部传统，与此同时，随着以爵、盉、小口尊、盆形鼎等为代表的诸东方文化因素，越过黄河、中条山或太行山向西挺进，直至进入临汾、晋中等盆地，山西二里头时期遗存也不断更新，甚至出现一些中原化的趋势。

其次，不论是中条山南北的平陆良庄和稷山东渠，还是忻定盆地的原平大营，其共同点是均发现二里头时期的铜炼渣及小件铜器，这进一步丰富了中条山西麓地区铜器相关采冶资料。中条山地区二里头时期的采冶行为已先后被夏县东下冯、绛县西吴壁等遗址的发现所证实，而原平大营遗址不仅存在铜炼渣，还有一些成品，说明这类小件铜器很可能是当地所生产，另从地质学上看，在忻定盆地的东北端太行山中，即距离大营200公里的灵丘县柳科乡刁泉村也存在铜矿床，不排除其矿料来源于附近太行山麓的可能。综合此前在黄河东岸碧村遗址所见铜刀和铜泡等，这一时期铜器虽仍主要为小件，但与龙山晚期铜器主要出现于陶寺等一些大型聚落不同的是，其使用地区较龙山晚期已有了明显扩展。另外，综合垣曲、平陆、夏县、闻喜、绛县等多地均出现二里头时期炼渣或矿石，加上原平大营这批资料，说明进入二里头时期采铜冶炼是太行山西麓地区潜在资源附近聚落较普遍行为，但其规模和主要用途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此外，有两个需要特别注意的现象，其一是山西地区的这些铜器和铜炼渣多集中在二里头二期以后，与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后制铜作坊规模和铜器数量大幅增长趋势在时段上相吻合。其二，与此同时，作为这一时期典型代表的东下冯遗址第三期伊始，豫西二里头文化因素显著增强，这两个现象在时段上的趋同性可能与两地关系的强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即随着夏王朝稳步发展，为充分利用晋南等铜矿资源，不断深化了对该地的管理。

执笔：张光辉